奸劫弑臣

凡是奸臣，都想要顺从君主的心意，以此来取得亲近宠幸的地位。因此，君主认为好的，臣子就跟着称赞；君主憎恶的，臣子就跟着诋毁。人的常理是：取舍相同的人就相互肯定，取舍不同的人就相互否定。如今臣子所称赞的，正是君主所肯定的，这叫做“同取”；臣子所诋毁的，正是君主所否定的，这叫做“同舍”。取舍一致而彼此对立的情况，从未听说过。这就是臣子取得信任宠幸的方法。奸臣能够凭借信任宠幸的地位，通过诋毁和称赞来进退群臣，是因为君主没有用权术来驾驭他们，没有用参验来审察他们，必定会用过去与自己相合这一点来相信他们现在的言论，这就是宠臣之所以能够欺骗君主、成就私利的原因。所以，君主在上面必然受骗，而臣子在下面必然权重，这就叫做“擅主之臣”。

国家有了擅主之臣，那么群臣就不能竭尽智慧和力量来奉献忠诚，各级官吏也不能奉公守法来成就功业。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呢？追求安全有利的，避开危险有害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今，做臣子的尽力立功、竭智尽忠，却自身困窘、家境贫寒，父子都遭受祸害；而那些做奸邪之事以蒙蔽君主、用财物贿赂权贵之臣的人，却自身尊贵、家庭富裕，父子都享受恩泽；人怎么能舍弃安全有利的道路，而走向危险有害的境地呢？治国如此错误，而君主想要下面没有奸邪、官吏奉公守法，那不可能办到，这也是很明显的了。所以，身边的近臣知道忠诚守信不能得到安全利益，必定会说：“我用忠信事奉君主，积累功劳来求得安全，这就好比瞎子想要知道黑白的实情，一定没指望了；如果用道义教化、推行正理，不追求富贵，事奉君主来求得安全，这就好比聋子想要辨别声音的清浊，更加没指望了。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得到安全，我怎能不相互勾结、蒙蔽君主、做奸邪私利之事来讨好权贵呢？”这样，他们必定不顾及君主的道义了。那些百官官吏也知道方正不能得到安全，必定会说：“我用清廉事奉君主来求得安全，就好比没有规矩而想要画出方圆，一定没指望了；如果用守法、不结党营私来治理官府求得安全，这就好比用脚去搔头顶，更加没指望了。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得到安全，怎能不废弃法律、施行私利来讨好权贵呢？”这样，他们必定不顾及君主的法令了。所以，为私利而成为权贵的人很多，而依法事奉君主的人很少。因此，君主在上面孤立，而臣子在下面结成私党，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弑杀齐简公的原因。

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，能够进献法术之言，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，对下困住奸臣，以此来尊崇君主、安定国家。因此，法术之言在君主面前得以进献，那么赏罚就必定会在其后施行。君主如果真正明白圣人的法术，而不苟且于世俗的言论，依据名实来判定是非，通过参验来审察言辞。那么，身边的近习之臣知道欺诈不能得到安全，必定会说：“我不去除奸邪私利的行为，尽力竭智以事奉君主，却反而相互勾结、胡乱诋毁和称赞来求得安全，这就好比背负千钧的重物，陷入不可测量的深渊而寻求活命，一定没指望了。”百官官吏也知道做奸邪之事不能得到安全，必定会说：“我不用清廉方正来奉公守法，却用贪婪之心枉法来谋取私利，这就好比登上高山的顶峰，坠入深谷之下而寻求活命，一定没指望了。”安全与危险的道路如此明白，身边的近臣怎么能用虚言迷惑君主，而百官怎么敢用贪求来鱼肉百姓呢？因此，臣子能够奉献忠诚而不被蒙蔽，下级能够坚守职责而不生怨恨。这就是管仲治理齐国、商鞅使秦国强大的原因。

由此看来，圣人治理国家，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方法，而不依靠别人因为爱我而为我效力。依靠别人因为爱我而为我效力，这是危险的；依靠我不可不这样做，这才是安全的。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亲，如果正直之道可以得到利益，那么臣子就会尽力事奉君主；如果正直之道不能得到安全，那么臣子就会施行私利来冒犯君主。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设立利害之道，来昭示天下罢了。因此，君主即使不亲口教导百官，不用眼睛搜寻奸邪，国家也已经治理好了。君主，并不是眼睛像离娄那样才算明察，也不是耳朵像师旷那样才算聪慧。眼睛如果不依靠法术，而只靠眼睛来看视为明察，那么所见到的就少了，这不是不被蒙蔽的方法。耳朵如果不依靠权势，而只靠耳朵来听视为聪慧，那么所听到的就少了，这不是不被欺骗的方法。英明的君主，使天下人不得不为自己看，使天下人不得不为自己听。所以，身在深宫之中，而明察照耀四海之内，天下人不能蒙蔽、也不能欺骗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昏暗混乱的方法被废除了，而聪明之势兴盛起来了。所以，善于运用权势的国家就安定，不知道依靠权势的国家就危险。古代秦国的习俗是君臣废弃法令而施行私利，因此国家混乱、兵力衰弱而君主地位卑下。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易俗、彰明公道，奖赏告发奸邪，困阻工商业而有利于农业。当这个时候，秦国的百姓习惯了旧习俗，认为有罪可以免除，无功可以尊贵显赫，所以轻易触犯新法。于是，触犯新法的人，惩罚严厉而必定执行；告发奸邪的人，奖赏丰厚而守信，所以奸邪之人没有不被抓获的，而受刑的人很多，百姓怨恨，众人的责难之声天天传到君主耳中。秦孝公不听从这些议论，继续推行商鞅的法令。百姓后来知道有罪必定会被诛杀，而告发私奸的人很多，所以百姓没有敢犯法的，刑罚也就无处施加了。因此，国家安定而兵力强大，土地广阔而君主尊贵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隐瞒罪行的惩罚重，而告发奸邪的奖赏厚。这也是使天下人必定为自己看、为自己听的方法。治理国家达到最高境界的法术已经很明白了，而世上的学者却不了解。

再说，世上那些愚蠢的学者，都不知道治乱的实情，喋喋不休地大量诵读古代的书籍，来扰乱当世的治理；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的坑穴，又胡乱非议有法术的人。听信他们言论的人会危险，采用他们计策的人会混乱，这也是愚蠢到了极点、祸患到了极深的地步。他们与有法术的人同样有谈论的名声，而实际相差千万里，这就是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。世上愚蠢学者与有法术的人相比，就像蚂蚁的土堆比于高山一样，相距太远了。而圣人，能审察是非的实质，洞察治乱的实情。所以，圣人治理国家，端正严明的法令，设置严厉的刑罚，是用来拯救百姓的混乱，除去天下的祸患，使强者不欺凌弱者，人多的不欺侮人少的，老年人得以善终，幼小孤儿得以成长，边境不受侵犯，君臣相互亲近，父子相互保全，而没有死亡、被俘的祸患，这也是功绩最深厚的了！愚蠢的人不知道，反而认为是暴虐。愚蠢的人固然想要安定，却厌恶那使国家安定的方法；都厌恶危险，却喜欢那导致危险的方法。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？严刑重罚，是百姓所厌恶的，却是国家之所以安定的；哀怜百姓、减轻刑罚，是百姓所喜欢的，却是国家之所以危险的。圣人制定法律来治理国家，必定违背世俗而顺应道德。了解这一点的人，与道义相同而与世俗不同；不了解这一点的人，与道义不同而与世俗相同。天下了解这一点的人少，那么道义就被否定了。

处在不合道义的境地，遭受众人的谗言，沉溺于当世的言论，而想要面对严厉的君主求得安全，这岂不是太难了吗！这就是智士之所以到死也不能显达于世的原因。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爱妾名叫余，春申君的正妻有个儿子名叫甲。余想要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，于是自己弄伤自己的身体，给春申君看并哭泣着说：“能够做您的妾，我非常幸运。虽然这样，但顺从夫人就不能事奉您，顺从您就不能事奉夫人。我本来就不贤，力量不足以同时事奉两位主人，情势上不能同时顺从，与其死在夫人那里，不如请您赐死在我面前。我如果被赐死，您如果又宠幸身边的人，希望您一定明察，不要被人笑话。”春申君于是相信了妾余的欺诈，抛弃了正妻。余又想要杀死甲，而让自己的儿子做继承人，于是自己撕裂自己贴身穿的衣服的里子，给春申君看并哭泣着说：“我得到您的宠幸日子已经很久了，甲不是不知道，如今他竟然想要强行调戏我。我和他争执，以至于撕裂了我的衣服，这个孩子的不孝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”春申君发怒，杀死了甲。所以，妻子因为妾余的欺诈而被抛弃，儿子也因此而死。由此看来，父亲爱儿子，尚且可以因为毁谤而杀害。君臣之间的相互交往，没有父子那样的亲情，而群臣的毁谤之言，又不仅仅是一个妾的嘴，那么贤圣之人被杀害又有什么奇怪呢！这就是商鞅在秦国被车裂、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。凡是做臣子的，有罪固然不想被诛杀，没有功劳的都想要尊贵显赫。而圣人治理国家，奖赏不施给没有功劳的人，而惩罚必定施加给有罪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，本来就容易被身边的奸臣所陷害，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从他们的主张。

世上的学者游说君主，不说“要依靠威严的权势来约束奸邪的臣子”，却都说“只要仁义惠爱就够了”。世上的君主赞美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它的实际效果，因此严重的导致国亡身死，轻微的也导致土地削减、君主地位卑下。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？施舍给贫困的人，这是世人所说的仁义；哀怜百姓而不忍心诛杀惩罚，这是世人所说的惠爱。如果施舍给贫困的人，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能得到赏赐；如果不忍心诛杀惩罚，那么暴乱的人就不会停止。国家有了没有功劳却得到赏赐的人，那么民众就不会在外努力抵抗敌人、斩敌首级，在内也不会急着努力耕种、辛勤劳作，都想要用财货贿赂富贵之人，做私人的善事来树立名誉，以取得高官厚禄。所以奸诈自私的臣子越来越多，而暴乱之徒越来越得势，这样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呢？严酷的刑罚，是民众所畏惧的；重大的惩罚，是民众所厌恶的。所以圣人陈列出民众所畏惧的东西来禁止邪恶，设置民众所厌恶的东西来防范奸邪，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。我因此明白仁义爱惠不足以使用，而严刑重罚可以用来治理国家。没有鞭策的威力、马嚼子等器具的防备，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驯服马匹；没有规矩的法则、绳墨的标准，即使是王尔也不能做成方圆；没有威严的权势、赏罚的法度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。如今世上的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诛，施行爱惠，却想要成就霸王的事业，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，明确赏赐、设置利益来鼓励民众，让民众因功劳而得到赏赐，而不是因仁义而得到赏赐；用严刑重罚来禁止民众，让民众因犯罪而被诛杀，而不是因爱惠而被赦免。因此没有功劳的人不会抱有希望，而有罪的人也不会侥幸逃脱。依托在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上，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坡险阻的祸患；凭借船只的安稳、船桨的便利，就可以永远渡过江河的困难；掌握法术的策略，施行重罚严诛，就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。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，就好像在陆地上行走有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匹，在水上行走有轻便的船和便利的桨一样。凭借它们的人最终能获得成功。伊尹得到了它，商汤因此称王；管仲得到了它，齐桓公因此称霸；商鞅得到了它，秦国因此强大。这三个人，都明白霸王之术，明察治理强盛的道理，而不被世俗的言论所牵制；正好符合当时明君的心意，就能直接任用身为平民的士人，把他们立为卿相的位置；他们处在官位上治理国家，就有使君主尊贵、使土地扩大的实际功效：这叫做值得尊贵的臣子。商汤得到伊尹，凭借百里之地立为天子；齐桓公得到管仲，成为五霸之首，多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；秦孝公得到商鞅，土地因此扩大，军队因此强大。所以有了忠臣，外面没有敌国的祸患，内部没有乱臣的忧虑，长治久安于天下，而名声流传后世，这就是所说的忠臣。至于豫让做智伯的臣子，对上不能说服君主使他明白法术度数的道理来避免祸难的忧患，对下不能统率他的部众来安定他的国家。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，豫让竟然自己涂黑皮肤、割掉鼻子，毁坏自己的容貌，来为智伯向赵襄子报仇。这虽然有毁坏身体、牺牲性命来为君主效忠的名声，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丝毫益处。这是我所以轻视的，而世上的君主却认为他是忠臣而推崇他。古代有伯夷、叔齐，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不接受，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。像这样的臣子，不畏惧重罚，不贪图重赏，不能用刑罚来禁止他们，不能用赏赐来驱使他们，这叫做无益的臣子。这是我所轻视并要摒弃的，而世上的君主却认为他们贤能而寻求他们。

谚语说：“生癞疮的人可怜君王。”这是不恭敬的话。虽然如此，但古代没有虚妄的谚语，不能不仔细考察。这是对被劫持、杀害、死亡的君主说的话。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的臣子，虽然年岁长久而有美好的才能，大臣还是会趁机掌握权势、独揽政事、专断决断，而各自为自己的私利忙碌。他们害怕君主的父兄和豪杰之士，借助君主的力量来禁止诛杀自己，所以杀死贤良年长的君主而立年幼软弱的君主，废黜嫡子而建立不该立的人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楚国的王子围将要到郑国去聘问，还没出国境，听说楚王生病就返回了。于是进宫探病，用他的冠缨勒死楚王而杀了他，于是自立为王。齐国的崔杼他的妻子很美，而齐庄公和她通奸，多次到崔氏的家中去。等到庄公前去，崔杼的门徒贾举率领崔杼的门徒攻击庄公，庄公进入内室，请求和他们瓜分国家，崔杼不答应；庄公请求在宗庙里自杀，崔杼又不听从；庄公于是逃跑，翻越北墙。贾举射庄公，射中了他的大腿，庄公坠落，崔杼的门徒用戈砍死了庄公，而拥立他的弟弟景公。”近世所见：李兑在赵国当权时，把主父（赵武灵王）饿了一百天而死；卓齿在齐国当权时，抽掉了齐湣王的筋，把他挂在庙堂的梁上，过了一夜就死了。所以生癞疮的人虽然身上有痈肿疮疖，但向上和《春秋》中的事相比，还没到勒脖子、射大腿的地步；向下和近世的事相比，还没到饿死、抽筋的地步。所以被劫持、杀害、死亡的君主，他们内心的忧虑恐惧，身体的痛苦折磨，一定比生癞疮的人更厉害。由此看来，即使是“生癞疮的人可怜君王”也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