飾邪
鑿龜數筴，兆曰「大吉」，而以攻燕者，趙也。鑿龜數筴，兆曰「大吉」，而以攻趙者，燕也。劇辛之事燕，無功而社稷危；鄒衍之事燕，無功而國道絶。趙代先得意於燕，後得意於齊，國亂節高，自以爲與秦提衡，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。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，將劫燕以逆秦，兆曰「大吉」。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，兵至釐而六城拔矣；至陽城，秦拔鄴矣，龐援揄兵而南，則鄣盡矣。臣故曰：趙龜雖無遠見於燕，且宜近見於秦。秦以其「大吉」，辟地有實，救燕有有名。趙以其「大吉」，地削兵辱，主不得意而死。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。初時者，魏數年東鄉攻盡陶、衞，數年西鄉以失其國，此非豐隆、五行、太一、王相、攝提、六神、五括、天河、殷搶、歲星數年在西也，又非天缺、弧逆、刑星、熒惑、奎台數年在東也。故曰：龜筴鬼神不足舉勝，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。然而恃之，愚莫大焉。
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，加事於明法。彼法明，則忠臣勸；罰必，則邪臣止。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，秦是也；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，山東是也。亂弱者亡，人之性也；治强者王，古之道也。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吴戰而不勝，身臣入宦于吴；反國弃龜，明法親民以報吴，則夫差爲擒。故恃鬼神者慢於法，恃諸侯者危其國。曹恃齊而不聽宋，齊攻荆而宋滅曹。邢恃吴而不聽齊，越伐吴而齊滅邢。許恃荆而不聽魏，荆攻宋而魏滅許。鄭恃魏而不聽韓，魏攻荆而韓滅鄭。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，主慢而聽秦、魏，恃齊、荆爲用，而小國愈亡。故恃人不足以廣壤，而韓不見也。荆爲攻魏而加兵許、鄢，齊攻任、扈而削魏，不足以存鄭，而韓弗知也。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，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。
臣故曰：明於治之數，則國雖小，富；賞罰敬信，民雖寡，强。賞罰無度，國雖大，兵弱者，地非其地，民非其民也。無地無民，堯、舜不能以王，三代不能以强。人主又以過予，人臣又以徒取。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，上任之以國。臣故曰：是願古之功，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。主以是過予，而臣以此徒取矣。主過予，則臣偷幸；臣徒取，則功不尊。無功者受賞，則財匱而民望；財匱而民望，則民不盡力矣。故用賞過者失民，用刑過者民不畏。有賞不足以勸，有刑不足以禁，則國雖大，必危。
故曰：小知不可使謀事，小忠不可使主法。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，荆師敗，恭王傷。酣戰，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，其友竪穀陽奉巵酒而進之。子反曰：「去之，此酒也。」竪穀陽曰：「非也。」子反受而飲之。子反爲人嗜酒，甘之，不能絶之於口，醉而卧。恭王欲復戰而謀事，使人召子反，子反辭以心疾。恭王駕而往視之，入幄中，聞酒臭而還，曰：「今日之戰，寡人目親傷。所恃者司馬，司馬又如此，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。寡人無與復戰矣。」罷師而去之，斬子反以爲大戮。故曰：竪穀陽之進酒也，非以端惡子反也，實心以忠愛之，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。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。故曰：小忠，大忠之賊也。若使小忠主法，則必將赦罪以相愛，是與下安矣，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。
當魏之方明《立辟》、從憲令之時，有功者必賞，有罪者必誅，强匡天下，威行四隣；及法慢，妄予，而國日削矣。當趙之方明《國律》、從大軍之時，人衆兵强，辟地齊、燕；及《國律》慢，用者弱，而國日削矣。當燕之方明《奉法》、審官斷之時，東縣齊國，南盡中山之地；及《奉法》已亡，官断不用，左右交爭，論從其下，則兵弱而地削，國制於隣敵矣。故曰：明法者强，慢法者弱。强弱如是其明矣，而世主弗爲，國亡宜矣。語曰：「家有常業，雖飢不餓；國有常法，雖危不亡。」夫舍常法而從私意，則臣下飾於智能；臣下飾於智能，則法禁不立矣。是妄意之道行，治國之道廢也。治國之道，去害法者，則不惑於智能，不矯於名譽矣。昔者舜使吏決鴻水，先令有功而舜殺之；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，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。以此觀之，先令者殺，後令者斬，則古者先貴如令矣。故鏡埶清而無事，美惡從而比焉；衡埶正而無事，輕重從而載焉。夫揺鏡則不得爲明，揺衡則不得爲正，法之謂也。故先王以道爲常，以法爲本。本治者名尊，本亂者名絶。凡智能明通，有以則行，無以則止。故智能單道，不可傳於人。而道法萬全，智能多失。夫懸衡而知平，設規而知圓，萬全之道也。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，故佚而有功。釋規而任巧，釋法而任智，惑亂之道也。亂主使民飾於智，不知道之故，故勞而無功。釋法禁而聽請謁，羣臣賣官於上，取賞於下，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。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，而務爲交於上。民好上交，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。若是，則有功者愈少。姦臣愈進而材臣退，則主惑而不知所行，民聚而不知所道。此廢法禁、後功勞、舉名譽、聽請謁之失也。凡敗法之人，必設詐託物以來親，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，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，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。故人臣稱伊尹、管仲之功，則背法飾智有資；稱比干、子胥之忠而見殺，則疾强諫有辭。夫上稱賢明，下稱暴亂，不可以取類，若是者禁。君之立法，以爲是也，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，是邪以智，過法立智。如是者禁，主之道也。
明主之道，必明於公私之分，明法制，去私恩。夫令必行，禁必止，人主之公義也；必行其私，信於朋友，不可爲賞勸，不可爲罰沮，人臣之私義也。私義行則亂，公義行則治，故公私有分。人臣有私心，有公義。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，居官無私，人臣之公義也；汙行從欲，安身利家，人臣之私心也。明主在上，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；亂主在上，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。故君臣異心，君以計畜臣，臣以計事君，君臣之交，計也。害身而利國，臣弗爲也；害國而利臣，君不行也。臣之情，害身無利；君之情，害國無親。君臣也者，以計合者也。至夫臨難必死，盡智竭力，爲法爲之。故先王明賞以勸之，嚴刑以威之。賞刑明，則民盡死；民盡死，則兵強主尊。刑賞不察，則民無功而求得，有罪而幸免，則兵弱主卑。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。故曰：公私不可不明，法禁不可不審，先王知之矣。
占卜用龟甲钻孔、用蓍草计算，卦象显示为"大吉"，然后去攻打燕国的，是赵国。占卜用龟甲钻孔、用蓍草计算，卦象显示为"大吉"，然后去攻打赵国的，是燕国。剧辛在燕国效力，没有功劳反而使国家危亡；邹衍在燕国效力，没有功劳反而使国家治国之道断绝。赵国、代国先是在燕国那里得志，后来又在齐国那里得志，国家混乱却自以为气节很高，自以为与秦国力量相当，这并非赵国的龟甲神灵而燕国的龟甲欺骗。赵国又曾经占卜用龟甲钻孔、用蓍草计算而向北攻打燕国，准备胁迫燕国来对抗秦国，卦象显示为"大吉"。刚开始攻打大梁，秦国就出兵上党了；军队到达厘地，六座城池就被攻占了；到达阳城，秦国攻占了邺地；庞援调动军队向南，那么鄣地就全部丢失了。我因此说：赵国的龟甲即使不能在燕国问题上显示长远预见，也应当在秦国问题上显示近期预见。秦国凭借它的"大吉"，开拓疆土有了实际成果，救援燕国有了正当名义。赵国凭借它的"大吉"，土地被削减军队受屈辱，君主不得志而死。这又不是秦国的龟甲神灵而赵国的龟甲欺骗了。当初，魏国多年向东进攻，全部吞并了陶、卫之地，多年向西进攻却失去了自己的国家，这并非丰隆、五行、太一、王相、摄提、六神、五括、天河、殷抢、岁星这些星象多年在西方的缘故，也并非天缺、弧逆、刑星、荧惑、奎台这些星象多年在东方的缘故。所以说：龟甲蓍草鬼神不足以用来判定胜负，星辰的方位不足以用来决定战争。然而依赖它们，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。
古代先王在亲近民众上竭尽全力，在彰明法治上注重事务。那法治彰明，忠臣就受到鼓励；刑罚坚决，奸邪之臣就被制止。忠臣受鼓励、奸邪被制止因而土地广阔、君主尊贵的，就是秦国；群臣结党营私、互相勾结来掩盖正道、推行私利因而土地削减、君主卑微的，就是崤山以东各国。混乱弱小的国家灭亡，是人的本性；安定强大的国家称王，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越王勾践依靠大朋之龟与吴国作战而不能取胜，自身成为臣仆到吴国做奴仆；返回国家后抛弃龟甲，彰明法治、亲近民众来报复吴国，那么夫差就被擒获了。所以依赖鬼神的就轻视法治，依赖诸侯的就使国家危险。曹国依赖齐国而不听从宋国，齐国攻打楚国时宋国灭亡了曹国。邢国依赖吴国而不听从齐国，越国讨伐吴国时齐国灭亡了邢国。许国依赖楚国而不听从魏国，楚国攻打宋国时魏国灭亡了许国。郑国依赖魏国而不听从韩国，魏国攻打楚国时韩国灭亡了郑国。如今韩国弱小却依赖大国，君主怠慢而听从秦国、魏国，依赖齐国、楚国为自己所用，而小国更加趋于灭亡。所以依赖别人不足以扩充疆土，而韩国看不到这一点。楚国为攻打魏国而向许、鄢进兵，齐国攻打任、扈而削弱魏国，这不足以保全郑国，而韩国不知道。这些都是不明确自己的法令禁令来治理国家，依赖外援而灭亡自己国家的人。
我因此说：明白了治理国家的策略，那么国家即使小，也能富裕；赏罚恭敬诚信，民众即使少，也能强大。赏罚没有标准，国家即使大，兵力也会衰弱，土地就不再是自己的土地，民众也不再是自己的民众。没有土地没有民众，尧、舜也不能称王，夏、商、周三代也不能强大。君主又因此过分赏赐，臣下又因此白白获取。舍弃法律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，君主就把国家委托给他。我因此说：这是希望得到古代的功绩，用古代的赏赐来赏赐现在的人。君主因此过分赏赐，而臣下因此白白获取了。君主过分赏赐，臣下就苟且侥幸；臣下白白获取，功绩就不被尊崇。没有功劳的人受到赏赐，就会财物匮乏而民众有怨望；财物匮乏而民众有怨望，民众就不竭尽全力了。所以赏赐过度的会失去民众，刑罚过度的民众就不畏惧。有赏赐不足以鼓励，有刑罚不足以禁止，那么国家即使大，也必定危险。
所以说：有小聪明的人不可以让他谋划大事，有小忠的人不可以让他主管法令。楚恭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，楚军战败，恭王受伤。战斗激烈时，司马子反口渴想要喝水，他的仆从竖谷阳捧着一杯酒进献给他。子反说："拿走，这是酒。"竖谷阳说："不是酒。"子反接过来喝了。子反生性喜欢喝酒，觉得酒味甘美，不能停止，醉了就躺下。恭王想要再战而谋划军务，派人召见子反，子反以心病为由推辞不去。恭王乘车前往探视他，进入帐中，闻到酒气就返回了，说："今天的战斗，寡人眼睛亲自受伤。所依靠的是司马，司马又成了这样，这是灭亡楚国的社稷而不顾惜我的民众啊。寡人没有谁能一起再战了。"撤军离开，斩杀子反示众。所以说：竖谷阳进献酒，并非恶意针对子反，本心是忠诚关爱他，却恰好足以杀死他罢了。这是施行小忠而危害大忠的行为。所以说：小忠，是大忠的祸害。如果让小忠的人主管法令，那就一定会赦免罪过而相互友爱，这样与下属相安无事，却妨害了治理民众。
当魏国刚刚彰明《立辟》、遵循法令的时候，有功劳的人一定赏赐，有罪过的人一定惩罚，强有力地匡正天下，威势施行于四方邻国；等到法令废弛，胡乱赏赐，国家就一天天削弱了。当赵国刚刚彰明《国律》、遵从大军调度的时候，人口众多、兵力强盛，开拓疆土到达齐国、燕国；等到《国律》废弛，任用的人能力弱，国家就一天天削弱了。当燕国刚刚彰明《奉法》、审慎官署决断的时候，向东吞并齐国领土，向南全部占有中山之地；等到《奉法》已经消亡，官署决断不再使用，左右之人相互争权，决策听从下属，那么兵力衰弱而土地削减，国家被邻国敌人控制了。所以说：彰明法治的就强大，怠慢法治的就弱小。强大弱小如此明显，而世上的君主却不去做，国家灭亡是应该的。俗话说："家里有固定的产业，即使饥荒也不会挨饿；国家有固定的法律，即使危险也不会灭亡。"舍弃固定的法律而听从私人的意见，那么臣下就会在智谋才能上掩饰自己；臣下在智谋才能上掩饰自己，那么法律禁令就不能确立了。这是妄加猜测的做法通行，治国的做法废弃了。治国的做法，是除去危害法律的人，这样就不会被智谋才能迷惑，不会被名誉虚饰所蒙蔽。从前舜派官吏治理洪水，在命令下达之前就有功绩，舜杀了他；禹在会稽山上朝见诸侯君主，防风氏的君主迟到，禹杀了他。由此看来，在命令之前行动的杀，在命令之后行动的斩，那么古代重视的是遵照法令。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无所作为，美丑就自然比照出来；衡器保持端正而无所作为，轻重就自然称量出来。摇动镜子就不能明亮，摇动衡器就不能端正，说的就是法。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，把法作为根本。根本治理得好，名声就尊贵；根本混乱，名声就断绝。凡是智慧才能明达通透的人，有依据就行动，没有依据就停止。所以智慧才能是单独的道，不可以传授给别人。而道法万全，智慧才能多有失误。悬挂衡器就知道是否公平，设置圆规就知道是否圆，这是万全的方法。明君使民众遵循道的缘故，所以安逸而有功绩。放弃圆规而任用技巧，放弃法律而任用智慧，是惑乱之道。昏乱的君主使民众在智慧上修饰，不知道道的缘故，所以劳累而无功绩。放弃法律禁令而听从私下请托，群臣在上卖官爵，在下获取赏赐，因此利益在私家而威势在群臣。所以民众没有竭尽全力事奉君主的心意，而致力于与上层结交。民众喜好与上层结交，那么财货向上流动而巧言善辩的人被任用。像这样，有功绩的人就更少了。奸臣更加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退却，那么君主迷惑而不知如何行动，民众聚集而不知所从之道。这是废弃法律禁令、轻视功劳业绩、推举名誉、听从私下请托的过失。凡是败坏法律的人，必定设诈伪托于事物来求得亲近，又喜欢谈论天下稀有的事物，这是暴君乱主之所以被迷惑的原因，也是人臣贤佐之所以被侵夺的原因。所以人臣称颂伊尹、管仲的功绩，就背离法律、修饰智谋有了凭借；称颂比干、子胥的忠诚而被杀，就痛切强谏有了说辞。在上称颂贤明，在下称颂暴乱，不可以拿来类比，像这样的要禁止。君主设立法律，是认为正确的，如今人臣多树立自己的私智而认为法律不对的，这是用智谋来邪曲，以超过法律来树立私智。像这样的要禁止，是君主的为君之道。
明君的为君之道，必须明白公与私的区别，彰明法律制度，去除私人恩惠。命令必须执行，禁令必须制止，这是君主的公义；一定要施行自己的私利，对朋友讲信用，不可以被赏赐鼓励，不可以被刑罚阻止，这是人臣的私义。私义施行就混乱，公义施行就安定，所以公私有区别。人臣有私心，有公义。修身洁白而行事公正，居官无私，是人臣的公义；行为污浊顺从私欲，安身利家，是人臣的私心。明君在上位，人臣就去除私心而施行公义；昏乱的君主在上位，人臣就去除公义而施行私心。所以君主与臣下心思不同，君主用计策蓄养臣下，臣下用计策事奉君主，君主与臣下的交往，是计策。危害自身而有利国家，臣下不会做；危害国家而有利臣下，君主不会做。臣下的实情，是危害自身没有利益；君主的实情，是危害国家没有亲近。君主与臣下，是以计策相合的人。至于面临危难必定拼死，竭尽智慧力气，是由法律促成的。所以先王明确赏赐来鼓励他们，加重刑罚来威慑他们。赏赐刑罚明确，民众就拼死效力；民众拼死效力，就兵力强大、君主尊贵。刑罚赏赐不明确，民众就没有功劳而希求获得，有罪过而希望免罪，就兵力衰弱、君主卑微。所以先王贤佐竭尽智慧力气。所以说：公私不可以不分明，法律禁令不可以不审慎，先王知道这个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