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國篇
萬物同宇而異體，無宜而有用為人，數也。人倫並處，同求而異道，同欲而異知，生也。皆有可也，知愚同；所可異也，知愚分。埶同而知異，行私而無禍，縱欲而不窮，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。如是，則知者未得治也；知者未得治，則功名未成也；功名未成，則群眾未縣也；群眾未縣，則君臣未立也。無君以制臣，無上以制下，天下害生縱欲。欲惡同物，欲多而物寡，寡則必爭矣。故百技所成，所以養一人也。而能不能兼技，人不能兼官。離居不相待則窮，群居而無分則爭；窮者患也，爭者禍也，救患除禍，則莫若明分使群矣。彊脅弱也，知懼愚也，民下違上，少陵長，不以德為政：如是，則老弱有失養之憂，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。事業所惡也，功利所好也，職業無分：如是，則人有樹事之患，而有爭功之禍矣。男女之合，夫婦之分，婚姻娉內，送逆無禮：如是，則人有失合之憂，而有爭色之禍矣。故知者為之分也。
足國之道：節用裕民，而善臧其餘。節用以禮，裕民以政。彼裕民，故多餘。裕民則民富，民富則田肥以易，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。上以法取焉，而下以禮節用之，餘若丘山，不時焚燒，無所臧之。夫君子奚患乎無餘？故知節用裕民，則必有仁聖賢良之名，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。此無他故焉，生於節用裕民也。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，民貧則田瘠以穢，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；上雖好取侵奪，猶將寡獲也。而或以無禮節用之，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，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。此無他故焉，不知節用裕民也。康誥曰：“弘覆乎天，若德裕乃身。”此之謂也。
禮者，貴賤有等；長幼有差，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。故天子袾裷衣冕，諸侯玄裷衣冕，大夫裨冕，士皮弁服。德必稱位，位必稱祿，祿必稱用，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，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。量地而立國，計利而畜民，度人力而授事，使民必勝事，事必出利，利足以生民，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，必時臧餘，謂之稱數。故自天子通於庶人，事無大小多少，由是推之。故曰：“朝無幸位，民無幸生。”此之謂也。輕田野之賦，平關市之征，省商賈之數，罕興力役，無奪農時，如是則國富矣。夫是之謂以政裕民。
人之生不能無群，群而無分則爭，爭則亂，亂則窮矣。故無分者，人之大害也；有分者，天下之本利也；而人君者，所以管分之樞要也。故美之者，是美天下之本也；安之者，是安天下之本也；貴之者，是貴天下之本也。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，故使或美，或惡，或厚，或薄，或佚或樂，或劬或勞，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，將以明仁之文，通仁之順也。故為之雕琢、刻鏤、黼黻文章，使足以辨貴賤而已，不求其觀；為之鐘鼓、管磬、琴瑟、竽笙，使足以辨吉凶、合歡、定和而已，不求其餘；為之宮室、臺榭，使足以避燥溼、養德、辨輕重而已，不求其外。詩曰：“雕琢其章，金玉其相，亹亹我王，綱紀四方。”此之謂也。
若夫重色而衣之，重味而食之，重財物而制之，合天下而君之，非特以為淫泰也，固以為主天下，治萬變，材萬物，養萬民，兼制天下者，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。故其知慮足以治之，其仁厚足以安之，其德音足以化之，得之則治，失之則亂。百姓誠賴其知也，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，以養其知也；誠美其厚也，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，以養其厚也；誠美其德也，故為之雕琢、刻鏤、黼黻、文章以藩飾之，以養其德也。故仁人在上，百姓貴之如帝，親之如父母，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，無它故焉，其所是焉誠美，其所得焉誠大，其所利焉誠多。詩曰：“我任我輦，我車我牛，我行既集，蓋云歸哉！”此之謂也。
故曰：君子以德，小人以力；力者，德之役也。百姓之力，待之而後功；百姓之群，待之而後和；百姓之財，待之而後聚；百姓之埶，待之而後安；百姓之壽，待之而後長；父子不得不親，兄弟不得不順，男女不得不歡。少者以長，老者以養。故曰：“天地生之，聖人成之。”此之謂也。
今之世而不然：厚刀布之斂，以奪之財；重田野之賦，以奪之食；苛關市之征，以難其事。不然而已矣：有掎絜伺詐，權謀傾覆，以相顛倒，以靡敝之。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，而將大危亡也。是以臣或弒其君，下或殺其上，粥其城，倍其節，而不死其事者，無他故焉，人主自取之。詩曰：“無言不讎，無德不報。”此之謂也。
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：掩地表畝，刺屮殖穀，多糞肥田，是農夫眾庶之事也。守時力民，進事長功，和齊百姓，使人不偷，是將率之事也。高者不旱，下者不水，寒暑和節，而五穀以時孰，是天之事也。若夫兼而覆之，兼而愛之，兼而制之，歲雖凶敗水旱，使百姓無凍餧之患，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。
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。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，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。今是土之生五穀也，人善治之，則畝數盆，一歲而再獲之。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；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；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；黿、鼉、魚、鱉、鰍、鱣以時別，一而成群；然後飛鳥、鳧、雁若煙海；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，可以相食養者，不可勝數也。夫天地之生萬物也，固有餘，足以食人矣；麻葛繭絲、鳥獸之羽毛齒革也，固有餘，足以衣人矣。夫有餘不足，非天下之公患也，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。
天下之公患，亂傷之也。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？我以墨子之“非樂”也，則使天下亂；墨子之“節用”也，則使天下貧，非將墮之也，說不免焉。墨子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國，將蹙然衣粗食惡，憂戚而非樂。若是則瘠，瘠則不足欲；不足欲則賞不行。墨子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國，將少人徒，省官職，上功勞苦，與百姓均事業，齊功勞。若是則不威；不威則罰不行。賞不行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；罰不行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。賢者不可得而進也，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，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。若是，則萬物失宜，事變失應，上失天時，下失地利，中失人和，天下敖然，若燒若焦，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，嚽菽飲水，惡能足之乎？既以伐其本，竭其原，而焦天下矣。
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：知夫為人主上者，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，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，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，故必將撞大鐘，擊鳴鼓，吹笙竽，彈琴瑟，以塞其耳；必將錭琢刻鏤，黼黻文章，以塞其目；必將芻豢稻粱，五味芬芳，以塞其口。然後眾人徒，備官職，漸慶賞，嚴刑罰，以戒其心。使天下生民之屬，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，故其賞行；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，故其罰威。賞行罰威，則賢者可得而進也，不肖者可得而退也，能不能可得而官也。若是則萬物得宜，事變得應，上得天時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和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，汸汸如河海，暴暴如丘山，不時焚燒，無所臧之。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？故儒術誠行，則天下大而富，使而功，撞鐘擊鼓而和。詩曰：“鐘鼓喤喤，管磬瑲瑲，降福穰穰，降福簡簡，威儀反反。既醉既飽，福祿來反。”此之謂也。故墨術誠行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，非鬥而日爭，勞苦頓萃，而愈無功，愀然憂戚非樂，而日不和。詩曰：“天方薦瘥，喪亂弘多，民言無嘉，憯莫懲嗟。”此之謂也。
垂事養民，拊循之，唲嘔之，冬日則為之饘粥，夏日則為之瓜麮，以偷取少頃之譽焉，是偷道也。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，然而非長久之道也；事必不就，功必不立，是姦治者也。傮然要時務民，進事長功，輕非譽而恬失民，事進矣，而百姓疾之，是又偷偏者也。徙壞墮落，必反無功。故垂事養譽，不可；以遂功而忘民，亦不可。皆姦道也。
故古人為之不然：使民夏不宛喝，冬不凍寒，急不傷力，緩不後時，事成功立，上下俱富；而百姓皆愛其上，人歸之如流水，親之歡如父母，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，無它故焉，忠信、調和、均辨之至也。故國君長民者，欲趨時遂功，則和調累解，速乎急疾；忠信均辨，說乎慶賞矣；必先脩正其在我者，然後徐責其在人者，威乎刑罰。三德者誠乎上，則下應之如景嚮，雖欲無明達，得乎哉！書曰：“乃大明服，惟民其力懋，和而有疾。”此之謂也。
故不教而誅，則刑繁而邪不勝；教而不誅，則姦民不懲；誅而不賞，則勤厲之民不勸；誅賞而不類，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一。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，致忠信以愛之，尚賢使能以次之，爵服慶賞以申重之，時其事，輕其任，以調齊之，潢然兼覆之，養長之，如保赤子。若是，故姦邪不作，盜賊不起，而化善者勸勉矣。是何邪？則其道易，其塞固，其政令一，其防表明。故曰：上一則下一矣，上二則下二矣。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。此之謂也。
不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。不愛而用之，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。利而後利之，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。愛而後用之，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。利而不利也，愛而不用也者，取天下者也。利而後利之，愛而後用之者，保社稷者也。不利而利之，不愛而用之者，危國家者也。
觀國之治亂臧否，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。其候繳支繚，其竟關之政盡察－－是亂國已。入其境，其田疇穢，都邑露－－是貪主已。觀其朝廷，則其貴者不賢；觀其官職，則其治者不能；觀其便嬖，則其信者不愨－－是闇主已。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，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，順孰盡察；其禮義節奏也，芒軔僈楛－－是辱國已。其耕者樂田，其戰士安難，其百吏好法，其朝廷隆禮，其卿相調議－－是治國已。觀其朝廷，則其貴者賢；觀其官職，則其治者能；觀其便嬖，則其信者愨－－是明主已。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，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，寬饒簡易；其於禮義節奏也，陵謹盡察－－是榮國已。賢齊則其親者先貴，能齊則其故者先官，其臣下百吏，汙者皆化而脩，悍者皆化而愿，躁者皆化而愨－－是明主之功已。
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：上不隆禮則兵弱，上不愛民則兵弱，已諾不信則兵弱，慶賞不漸則兵弱，將率不能則兵弱。上好功則國貧，上好利則國貧，士大夫眾則國貧，工商眾則國貧，無制數度量則國貧。下貧則上貧，下富則上富。故田野縣鄙者，財之本也；垣窌倉廩者，財之末也。百姓時和，事業得敘者，貨之源也；等賦府庫者，貨之流也。故明主必謹養其和，節其流，開其源，而時斟酌焉。潢然使天下必有餘，而上不憂不足。如是，則上下俱富，交無所藏之。是知國計之極也。故禹十年水，湯七年旱，而天下無菜色者，十年之後，年穀復熟，而陳積有餘。是無它故焉，知本末源流之謂也。故田野荒而倉廩實，百姓虛而府庫滿，夫是之謂國蹶。伐其本，竭其源，而並之其末，然而主相不知惡也，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。以國持之，而不足以容其身，夫是之謂至貧，是愚主之極也。將以取富而喪其國，將以取利而危其身，古有萬國，今有十數焉，是無它故焉，其所以失之一也。君人者亦可以覺矣。百里之國，足以獨立矣。
凡攻人者，非以為名，則案以為利也；不然則忿之也。仁人之用國，將脩志意，正身行，伉隆高，致忠信，期文理。布衣紃屨之士誠是，則雖在窮閻漏屋，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；以國載之，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。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。將闢田野，實倉廩，便備用，上下一心，三軍同力，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；境內之聚也保固；視可，午其軍，取其將，若撥麷。彼得之，不足以藥傷補敗。彼愛其爪牙，畏其仇敵，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。將脩大小強弱之義，以持慎之，禮節將甚文，珪璧將甚碩，貨賂將甚厚，所以說之者，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。彼苟有人意焉，夫誰能忿之？若是，則忿之者不攻也。為名者否，為利者否，為忿者否，則國安於盤石，壽於旗翼。人皆亂，我獨治；人皆危，我獨安；人皆喪失之，我按起而治之。故仁人之用國，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，又將兼人。詩曰：“淑人君子，其儀不忒；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”此之謂也。
持國之難易：事強暴之國難，使強暴之國事我易。事之以貨寶，則貨寶單，而交不結；約信盟誓，則約定而畔無日；割國之錙銖以賂之，則割定而欲無厭。事之彌煩，其侵人愈甚，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。雖左堯而右舜，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。譬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，佩寶玉，負戴黃金，而遇中山之盜也，雖為之逢蒙視，詘要撓膕，君盧屋妾，由將不足以免也。故非有一人之道也，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，則不足以持國安身。故明君不道也。必將脩禮以齊朝，正法以齊官，平政以齊民；然後節奏齊於朝，百事齊於官，眾庶齊於下。如是，則近者競親，遠方致願，上下一心，三軍同力，名聲足以暴炙之，威強足以捶笞之，拱揖指揮，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，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。故曰：事強暴之國難，使強暴之國事我易。此之謂也。
万物同处于宇宙之中，形体各不相同，但都没有固定的用处，却都能为人所用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人类共同生活在一起，追求相同但方法不同，欲望相同但智慧不同，这是天生的本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对的东西，智者和愚人都是如此；但所认为对的内容不同，这就区分了智者和愚人。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，如果谋取私利而没有祸患，放纵欲望而没有穷尽，那么民众就会心浮气躁而无法说服。这样一来，智者就不能治理国家；智者不能治理，功业名声就不能成就；功业名声不能成就，民众就没有等级差别；民众没有等级差别，君臣关系就无法建立。没有君主来制约臣子，没有上级来管制下级，天下就会因放纵欲望而产生祸害。人们厌恶和喜爱的东西相同，但想要的多而东西少，东西少就必然引起争夺。所以各种技艺所制成的产品，是用来供养一个人的。但一个人不能兼通各种技艺，一个人不能兼任各种官职。如果分散居住而不互相依赖，就会陷入困境；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，就会发生争夺；困境是忧患，争夺是祸害。要解救忧患、消除祸害，没有比明确名分、使人们有组织更好的办法了。强者胁迫弱者，智者害怕愚者，民众违反上级，年少者欺凌年长者，不用德行来治理政事：这样一来，年老体弱的人就有无人供养的忧虑，而年轻力壮的人就有争夺的祸害了。劳作是人所厌恶的，功利是人所喜好的，如果职业没有名分：这样一来，人们就有生事惹祸的忧虑，而有争夺功利的祸害了。男女的结合，夫妇的名分，婚姻聘娶，送迎没有礼节：这样一来，人们就有失去配偶的忧虑，而有争夺美色的祸害了。所以智者要为人们制定名分。
使国家富足的办法是：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，并妥善储藏盈余。用礼来节制费用，用政事来使民众富裕。使民众富裕了，所以才有盈余。使民众富裕，民众就富足；民众富足，田地就肥沃而且得到治理；田地肥沃而且得到治理，出产的粮食就会成倍增长。君主按照法令来收取赋税，臣民按照礼来节制使用，盈余堆积如山，即使不时焚烧，也没有地方储藏了。君子哪里还会担心没有盈余呢？所以懂得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，就一定会有仁爱圣明贤良的名声，而且会有像山丘一样丰厚的积蓄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产生于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。不懂得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，民众就会贫穷；民众贫穷，田地就贫瘠而荒芜；田地贫瘠而荒芜，出产的粮食就不足一半；君主即使喜欢索取侵夺，得到的仍然很少。而如果有人不按礼节来节制使用，就一定会有贪图财利、搜刮民财的名声，而且会有国库空虚、百姓穷乏的实际后果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不懂得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。《康诰》说：“上天广泛地覆盖万物，依据德行来使自身富裕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礼，是用来区分贵贱的等级、长幼的差别，以及贫富、轻重都各有相应的标准。所以天子穿大红龙袍、戴冕冠，诸侯穿黑色龙袍、戴冕冠，大夫穿次一等的礼服、戴冕冠，士人穿皮弁服。德行必须与职位相称，职位必须与俸禄相称，俸禄必须与用途相称。从士以上，一定要用礼乐来节制他们；对于庶民百姓，一定要用法律政令来管制他们。丈量土地来建立国家，计算利益来养育民众，衡量人力来授予事务，使民众一定能胜任事务，事务一定能产生利益，利益足以养育民众，使百姓的衣食等各项开支与收入相抵，一定按时储藏盈余，这叫作符合法度。所以从天子到平民百姓，事情无论大小多少，都由此类推。所以说：“朝廷中没有侥幸得到的职位，民众中没有侥幸生存的人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减轻农田的赋税，平抑关卡市场的征税，减少商人的数量，少兴劳役，不侵占农时，这样国家就富足了。这就叫作用政事使民众富裕。
人的生存不能没有群体，群体而没有名分就会争夺，争夺就会混乱，混乱就会陷入困境。所以没有名分，是人的大害；有名分，是天下根本的利益；而君主，正是掌管名分的关键。所以赞美君主，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；使君主安定，就是安定天下的根本；尊重君主，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。古代的先王划分等级、区别差异，所以使人们有的美好，有的丑恶，有的丰厚，有的微薄，有的安逸快乐，有的辛苦劳累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奢侈华丽的声音，而是为了彰明仁爱的礼仪，贯通仁爱的秩序。所以制作雕刻、刻镂、礼服上的花纹，只求足以辨别贵贱而已，不求美观；制作钟鼓、管磬、琴瑟、竽笙等乐器，只求足以辨别吉凶、融合欢乐、确定和谐而已，不求其他；建造宫室、台榭，只求足以躲避干燥潮湿、涵养德行、辨别轻重而已，不求外表的华丽。《诗经》说：“雕琢它的花纹，金玉般的质地，勤勉不倦的君王，治理四方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至于追求色彩华丽的衣服来穿，追求多种美味来吃，积聚大量财物来支配，兼并天下而统治万民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奢侈放纵，本来就是为了主宰天下、治理万变、利用万物、养育万民、全面治理天下，没有比仁人更合适的了。所以他的智慧思虑足以治理天下，他的仁爱宽厚足以安定天下，他的道德声望足以教化天下。得到他，天下就安定；失去他，天下就混乱。百姓确实依赖他的智慧，所以争相为他劳苦来使他安逸，以保养他的智慧；确实赞美他的宽厚，所以为他出生入死来保护救助他，以保养他的宽厚；确实赞美他的德行，所以为他雕刻、刻镂、制作礼服花纹来装饰他，以保养他的德行。所以仁人在上位，百姓尊重他如天帝，亲近他如父母，为他出生入死而心甘情愿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他所肯定的确实美好，他所得到的确实伟大，他所带来的利益确实众多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我们拉车，我们赶牛，我们的行程已经完成，大概可以回去了吧！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所以说：君子依靠德行，小人依靠力气；力气，是德行的仆役。百姓的力气，依靠君子而后才有功效；百姓的群体，依靠君子而后才能和睦；百姓的财物，依靠君子而后才能积聚；百姓的地位，依靠君子而后才能安定；百姓的寿命，依靠君子而后才能长久。父子之间不依靠君子就不能亲近，兄弟之间不依靠君子就不能和顺，男女之间不依靠君子就不能欢爱。年少的人依靠君子才能成长，年老的人依靠君子才能得到供养。所以说：“天地生养万物，圣人成就万物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现在的世道却不是这样：加重对钱币的征收，来掠夺百姓的财物；加重农田的赋税，来掠夺百姓的粮食；苛刻关卡市场的征税，来阻挠百姓的贸易。还不止如此：又用算计、欺诈、权谋、颠覆等手段，来互相倾轧，使百姓衰败。百姓都清楚地知道这是污浊暴乱，将要导致极大的危亡。因此臣子有的弑杀君主，下级有的杀害上级，出卖城池，背弃节操，而不为君主效死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君主自己招来的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没有言语不得到回应，没有德行不得到报答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使天下都富足的办法在于明确名分：翻耕土地、整治田亩，除草种植谷物，多施粪肥使田地肥沃，这是农夫百姓的事情。把握农时、役使民众，推进生产、增长功效，使百姓和睦齐心，使人人不懒惰，这是将帅的事情。高处的田地不干旱，低处的田地不水涝，寒暑调和适度，五谷按时成熟，这是上天的事情。至于全面覆盖、全面爱护、全面治理天下，即使年成有凶灾水旱，也使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祸患，这是圣君贤相的事情。
墨子的言论明明白白地是为天下忧虑物资不足。其实物资不足并不是天下的公患，只是墨子个人的忧虑和过分的算计罢了。现在这片土地生长五谷，如果人们善于治理，那么每亩能产几盆粮食，一年可以收获两次。然后瓜、桃、枣、李，每棵树的果实要用盆来量；然后有辛味的蔬菜和上百种蔬菜，多到可以用沼泽来计量；然后六畜和各种禽兽，每一种都可以装满一车；鼋、鼍、鱼、鳖、鳅、鳝按时繁殖，每一种都可以成群；然后飞鸟、野鸭、大雁多如烟海；然后昆虫万物在其中生长，可以用来互相供养的食物，多得数不胜数。天地生长万物，本来就有盈余，足够用来供养人了；麻、葛、蚕丝，鸟兽的羽毛、牙齿、皮革，本来就有盈余，足够用来供人穿衣了。所以有余还是不足，并不是天下的公患，只是墨子个人的忧虑和过分的算计罢了。
天下的公患，是混乱造成的伤害。为什么不试着共同寻找造成混乱的人是谁呢？我认为墨子的“非乐”主张，会使天下混乱；墨子的“节用”主张，会使天下贫穷。这并不是故意诋毁他，而是他的学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如果墨子在上位拥有天下，或者在下位拥有一个国家，他就会局促不安地穿粗布衣服、吃恶劣食物，忧愁悲戚而反对音乐。像这样，生活就过于俭朴；过于俭朴，就不能满足欲望；不能满足欲望，赏赐就无法施行。如果墨子在上位拥有天下，或者在下位拥有一个国家，他就会减少随从人员，精简官职，崇尚功绩劳苦，与百姓分担事务，平均功劳。像这样，就没有威严；没有威严，刑罚就无法施行。赏赐无法施行，那么贤能的人就不能得到进用；刑罚无法施行，那么不贤的人就不能被罢退。贤能的人不能进用，不贤的人不能罢退，那么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不能得到适当的官职。像这样，万物就会失去适宜的安排，事变就会失去适当的应对，上失去天时，下失去地利，中失去人和，天下如同被火烧焦一般，墨子即使为此穿粗衣、系绳索，吃豆子、喝白水，又怎么能使天下富足呢？这已经砍伐了根本，枯竭了源泉，而使天下焦枯了。
所以古代的圣王和圣人做事不是这样：他们知道，作为君主，如果不用华美的装饰，就不能统一民众；如果不使民众富足丰厚，就不能管理下属；如果没有威严和强大，就不能禁止暴行、战胜凶悍。因此，他们一定要敲响大钟、击打鸣鼓、吹奏笙竽、弹拨琴瑟，来满足耳朵的享受；一定要雕刻花纹、绘制华丽的服饰图案，来满足眼睛的观赏；一定要准备牛羊猪狗肉、稻米高粱、各种美味芬芳的食物，来满足口腹的欲望。这样之后，再使民众众多，设置完备的官职，加重奖赏，严明刑罚，来警戒人们的心思。让天下所有的百姓都知道，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全在这里，所以奖赏能够实行；都知道他们所畏惧的东西全在这里，所以刑罚有威力。奖赏能实行，刑罚有威力，那么贤能的人就可以被提拔，不贤的人就可以被罢退，有能力和没有能力的人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官职。如果这样，万物就能各得其所，事情的变化就能应对得当，上能顺应天时，下能利用地利，中能获得人和，那么财物就会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，像江河大海一样浩瀚，像山丘一样堆积，即使不时焚烧，也没有地方储存。天下哪里还用担忧财物不足呢？所以，如果儒家的学说真正实行，那么天下就会广大而富足，役使民众而能收到功效，敲钟击鼓而和谐融洽。《诗经》说：“钟鼓之声喤喤，管磬之声玱玱，上天降下福禄众多，福禄盛大，威仪反复。既已醉酒饱德，福禄就会反复降临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，如果墨家的学说真正实行，那么天下就会崇尚节俭而更加贫穷，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，劳苦困顿，却更加没有功效，忧愁悲伤而不快乐，而天天不和谐。《诗经》说：“上天正在降下灾祸，死亡祸乱很多，民众没有好话，却不知惩戒嗟叹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放下事业去保养民众，安抚他们，爱护他们，冬天为他们准备稠粥，夏天为他们准备瓜果麦饭，以此苟且取得一时的赞誉，这是苟且之道。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民的赞誉，但不是长久之道；事情一定不能成功，功业一定不能建立，这是奸邪的治理方式。急躁地抓住时机役使民众，推进事业增长功绩，轻视诋毁和赞誉，安于失去民心，事情虽然推进了，但百姓却痛恨他，这又是偏颇的做法。这样搞垮败坏，最终必然没有功绩。所以，放下事业去博取声誉，是不可以的；为了成就功业而忘记民众，也是不可以的。这些都是奸邪之道。
所以古人做事不是这样：他们役使民众，夏天不让他们中暑，冬天不让他们受冻，紧急时不会伤害体力，舒缓时不会耽误农时，事情成功、功业建立，上下都富足；而百姓都爱戴他们的君主，人民归附他如同水流一样，亲近他如同父母一样欢喜，为他出生入死也心甘情愿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忠信、和谐、公正达到了极点。所以作为统治民众的国君，如果想赶上时机成就功业，那么用和谐宽缓的方法，比急迫行事更快；用忠信公正的方法，比赏赐更使人喜悦；必须先修正自身，然后慢慢要求别人，这样比刑罚更有威严。这三种德行如果国君真正具备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像影子一样跟随、像回声一样响应，即使想不显明通达，又怎么可能呢？《尚书》说：“君主非常英明而服众，民众就会勤勉努力，和谐而迅速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所以，不进行教育就诛杀，那么刑罚虽多而邪恶仍然不能制止；只教育而不诛杀，那么奸邪之人就得不到惩戒；只诛杀而不奖赏，那么勤奋努力的人就得不到鼓励；诛杀和奖赏不合情理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疑惑，风俗险恶，百姓就不能统一。所以先王彰明礼义来统一民心，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，崇尚贤能使用人才来安排次序，用爵位服饰和庆赏来反复强调，根据时节安排事务，减轻百姓的负担，来调节均衡，广泛地覆盖一切，抚养他们成长，如同保护婴儿一样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奸邪之事就不会发生，盗贼就不会出现，而向善的人就会受到鼓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方法平易，他们的防范坚固，他们的政令统一，他们的防界明确。所以说：上面统一，下面就会统一；上面不统一，下面就会不统一。譬如草木的枝叶，一定和树根同类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不给予利益却想利用他们，不如先给予利益再利用他们更有利。不爱护他们却使用他们，不如先爱护他们再使用他们更有功效。先给予利益再利用他们，不如给予利益而不利用他们更有利。先爱护他们再使用他们，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功效。给予利益而不利用，爱护而不使用，这是能取得天下的人。先给予利益再利用，先爱护再使用，这是能保住国家的人。不给予利益却利用，不爱护却使用，这是会使国家危险的人。
观察国家的治理好坏，到了边境就能初见端倪。如果边境上的哨所和巡逻队伍交错复杂，边境关卡的管理十分苛刻，这就是混乱的国家了。进入境内，如果田地荒芜，城邑破败，这就是贪婪的君主了。观察朝廷，如果显贵的人不贤能；观察官职，如果管理的人没有能力；观察君主身边宠幸的人，如果被信任的人不诚实，这就是昏庸的君主了。凡是君主、宰相、臣子、百官之类，对于财货的收取和给予的计算，非常熟悉而且苛察；对于礼义的制度，却愚昧疏忽怠慢，这就是耻辱的国家了。如果农民乐于耕种，战士安于危难，百官喜好法令，朝廷崇尚礼义，卿相协调议论，这就是治理得好的国家了。观察朝廷，如果显贵的人贤能；观察官职，如果管理的人有能力；观察君主身边宠幸的人，如果被信任的人诚实，这就是英明的君主了。凡是君主、宰相、臣子、百官之类，对于财货的收取和给予的计算，宽厚简便；对于礼义的制度，严谨认真而且详察，这就是荣耀的国家了。贤能相等时，亲近的人先显贵；能力相同时，故交旧友先做官。他的臣下百官，污浊的人都转化为廉洁，凶悍的人都转化为谨慎，急躁的人都转化为诚实，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绩了。
观察国家的强弱贫富是有征兆的：君主不崇尚礼义，兵力就弱；君主不爱护民众，兵力就弱；已经答应的话却不守信，兵力就弱；奖赏不能遍及，兵力就弱；将帅没有能力，兵力就弱。君主好大喜功，国家就贫穷；君主好利，国家就贫穷；士大夫太多，国家就贫穷；工匠商人太多，国家就贫穷；没有制度规格和度量标准，国家就贫穷。下面贫穷，上面就贫穷；下面富足，上面就富足。所以田野和乡郊，是财物的根本；地窖和粮仓，是财物的末节。百姓顺应天时，事业有条不紊，是财货的源泉；按等级征收赋税和府库储存，是财货的支流。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谨慎地保养和谐，节制支流，开辟源泉，并且时时斟酌调整。广泛地使天下一定有盈余，而君主不必忧虑不足。这样，上下都富足，财物多得没有地方储存。这就是懂得国家理财的最高原则了。所以大禹时十年水灾，商汤时七年旱灾，而天下没有面带菜色的人，十年之后，谷物又成熟了，而旧有的积蓄还有剩余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懂得了本末、源流的道理。所以田野荒芜而粮仓充实，百姓空虚而府库满盈，这就叫做国家倾覆。砍断根本，竭尽源泉，而把财物都聚积到末节上，然而君主和宰相却不知道厌恶这种做法，那么国家的倾覆灭亡就立刻可以等到了。用整个国家来供养他，却还不能容下他自身，这就叫做极度的贫穷，这是愚昧君主的极致。本想获取财富却丧失了国家，本想获取利益却危害了自身，古代有上万个国家，现在只有十几个了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他们失去国家的方式是一样的。统治民众的君主也可以觉悟了。方圆百里的国家，也足以独立存在了。
凡是攻打别国的人，不是为了名声，就是为了利益；不然就是出于愤怒。仁人治理国家，会修养心志，端正自身行为，推崇崇高，做到忠信，完善礼仪法度。平民百姓如果真能做到这样，那么即使处在偏僻的巷子和破漏的屋子里，王公贵族也不能和他争名声；如果把国家委托给他，那么天下没有人能埋没他。如果这样，那么追求名声的人就不会来攻打。仁人会开辟田野，充实粮仓，完善战备，上下同心，三军协力，如果敌人要远征或激烈作战，那是不可能的；境内的城防坚固；看准机会，迎击敌军，俘虏敌将，如同拔取蒲草一样容易。敌人即使得到了什么，也不足以医治创伤弥补失败。敌人爱惜自己的军队，畏惧自己的仇敌，如果这样，那么追求利益的人就不会来攻打。仁人会修明大国小国、强国弱国之间的道义，谨慎地对待，礼仪将非常完备，玉器将非常硕大，财物将非常丰厚，用来取悦对方的，一定是文雅善辩的君子。对方如果还有人的心意，谁能对此产生愤怒呢？如果这样，那么出于愤怒的人就不会来攻打。追求名声的人不来攻，追求利益的人不来攻，出于愤怒的人不来攻，那么国家就会比磐石还安稳，比翼宿和箕宿的寿命还长久。别人都混乱，只有我治理得好；别人都危险，只有我安稳；别人都丧失一切，我却起来治理天下。所以仁人治理国家，不只是能保住自己已有的，还将兼并别人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善人君子，他的仪容没有差错；他的仪容没有差错，就能匡正四方各国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治理国家的难易问题：侍奉强暴的国家困难，让强暴的国家来侍奉自己就容易。用财宝货物去侍奉它，那么财宝货物会用尽，而邦交却不能缔结；用盟约誓言来约定，那么约定好了却很快就会背叛；割让国家的一点点土地去贿赂它，那么割让完了而它的欲望却没有满足。侍奉它越频繁，它侵夺别人就越厉害，一定要到财物用尽、国家全部割让才罢休。即使左边有尧、右边有舜，也没有谁能用这种办法得以幸免的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好像让一个少女怀里抱着宝珠，佩戴着宝玉，背上背着黄金，却碰上了山中的强盗，即使她做出逢蒙（古代善射者，此处指侧目而视、不敢正视的样子）那样不敢正视的样子，弯腰屈膝，像家中的奴妾一样侍奉，仍然不能免于祸害。所以，如果没有统一人民的办法，只是用烦琐的礼仪、恭敬的拜请、畏惧地侍奉，那是不足以保全国家、安顿自身的。所以英明的君主不采用这种办法。他一定要修治礼制来整顿朝廷，端正法律来整顿官吏，公平政治来整顿民众；这样之后，朝廷上一切节奏秩序都整齐了，官府中各种事务都整齐了，民众在下面也整齐了。像这样，那么近处的人争相来亲近，远方的人表达仰慕，上下同心，三军协力，名声足以像烈日一样威慑他们，威势力量足以像鞭子一样击打他们，只要拱手作揖、挥手指挥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奔走听命的，打个比方，这就好像大力士乌获和矮人焦侥搏斗一样。所以说：侍奉强暴的国家困难，让强暴的国家来侍奉自己就容易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