奸劫弑臣
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。是以主有所善，臣从而誉之；主有所憎，臣因而毁之。凡人之大体，取舍同者则相是也，取舍异者则相非也。今人臣之所誉者，人主之所是也，此之谓同取；人臣之所毁者，人主之所非也，此之谓同舍。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，未尝闻也。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。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，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，非参验以审之也，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，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。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，此之谓擅主之臣。
国有擅主之臣，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，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。何以明之？夫安利者就之，危害者去之，此人之情也。今为臣尽力以致功，竭智以陈忠者，其身困而家贫，父子罹其害；为奸利以弊人主，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，身尊家富，父子被其泽；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？治国若此其过也，而上欲下之无奸，吏之奉法，其不可得亦明矣。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，必曰：「我以忠信事上，积功劳而求安，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，必不几矣；若以道化行正理，不趍富贵，事上而求安，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，愈不几矣。二者不可以得安，我安能无相比周、蔽主上、为奸私以适重人哉？」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。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，必曰：「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，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，必不几矣；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，是犹以足搔顶也，愈不几也。二者不可以得安，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？」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。故以私为重人者众，而以法事君者少矣。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，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。
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，得效度数之言，上明主法，下困奸臣，以尊主安国者也。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，则赏罚必用于后矣。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，而不苟于世俗之言，循名实而定是非，因参验而审言辞。是以左右近习之臣，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，必曰：「我不去奸私之行，尽力竭智以事主，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，是犹负千钧之重䧟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，必不几矣。」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，必曰：「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，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，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谿之下而求生，必不几矣。」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，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，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？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，下得守其职而不怨。此管仲之所以治齐，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。
从是观之，则圣人之治国也，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，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。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，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。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，正直之道可以得利，则臣尽力以事主；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，则臣行私以干上。明主知之，故设利害之道，以示天下而已矣。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，不目索奸衺，而国已治矣。人主者，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，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。目必不任其数，而待目以为明，所见者少矣，非不弊之术也。耳必不因其势，而待耳以为聪，所闻者寡矣，非不欺之道也。明主者，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，天下不得不为己听。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，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，何也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。故善任势者国安，不知因其势者国危。古秦之俗，君臣废法而服私，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。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，赏告奸，困末作而利本事。当此之时，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，无功可以得尊显也，故轻犯新法。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，告之者其赏厚而信，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，民疾怨而众过日闻。孝公不听，遂行商君之法。民后知有罪之必诛，而告私奸者众也，故民莫犯，其刑无所加。是以国治而兵强，地广而主尊。此其所以然者，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。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。至治之法术已明矣，而世学者弗知也。
且夫世之愚学，皆不知治乱之情，讘䛟多诵先古之书，以乱当世之治；智虑不足以避穽井之陷，又妄非有术之士。听其言者危，用其计者乱，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。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，而实相去千万也，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。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，犹螘垤之比大陵也，其相去远矣。而圣人者，审于是非之实，察于治乱之情也。故其治国也，正明法，陈严刑，将以救群生之乱，去天下之祸，使强不陵弱，众不暴寡，耆老得遂，幼孤得长，边境不侵，君臣相亲，父子相保，而无死亡系虏之患，此亦功之至厚者也！愚人不知，顾以为暴。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，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。何以知之？夫严刑重罚者，民之所恶也，而国之所以治也；哀怜百姓轻刑罚者，民之所喜，而国之所以危也。圣人为法国者，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。知之者，同于义而异于俗；弗知之者，异于义而同于俗。天下知之者少，则义非矣。
处非道之位，被众口之谮，溺于当世之言，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，几不亦难哉！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。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，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。余欲君之弃其妻也，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，曰：「得为君之妾，甚幸。虽然，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，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。身故不肖，力不足以适二主，其势不俱适，与其死夫人所者，不若赐死君前。妾以赐死，若复幸于左右，愿君必察之，无为人笑。」君因信妾余之诈，为弃正妻。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，因自裂其亲身衣之里，以示君而泣，曰：「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，甲非弗知也，今乃欲强戏余。余与争之，至裂余之衣，而此子之不孝，莫大于此矣。」君怒，而杀甲也。故妻以妾余之诈弃，而子以之死。从是观之，父之爱子也，犹可以毁而害也。君臣之相与也，非有父子之亲也，而群臣之毁言，非特一妾之口也，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！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，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。凡人臣者，有罪固不欲诛，无功者皆欲尊显。而圣人之治国也，赏不加于无功，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。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，固左右奸臣之所害，非明主弗能听也。
世之学者说人主，不曰「乘威严之势以困奸衺之臣」，而皆曰「仁义惠爱而已矣」。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，是以大者国亡身死，小者地削主卑。何以明之？夫施与贫困者，此世之所谓仁义；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，此世之所谓惠爱也。夫有施与贫困，则无功者得赏；不忍诛罚，则暴乱者不止。国有无功得赏者，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，内不急力田疾作，皆欲行货财事富贵，为私善立名誉，以取尊官厚俸。故奸私之臣愈众，而暴乱之徒愈胜，不亡何待？夫严刑者，民之所畏也；重罚者，民之所恶也。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衺，设其所恶以防其奸，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。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，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。无棰策之威，衔橛之备，虽造父不能以服马；无䂓矩之法，䋲墨之端，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；无威严之势，赏罚之法，虽尧舜不能以为治。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，行爱惠，而欲霸王之功，亦不可几也。故善为主者，明赏设利以劝之，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，严刑重罚以禁之，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，是以无功者不望，而有罪者不幸矣。托于犀车良马之上，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；乘舟之安，持檝之利，则可以永绝江河之难；操法术之数，行重罚严诛，则可以致霸王之功。治国之有法术赏罚，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，水行之有轻舟便檝也。乘之者遂得其成。伊尹得之，汤以王；管仲得之，齐以霸；商君得之，秦以强。此三人者，皆明于霸王之术，察于治强之数，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；适当世明主之意，则有直任布衣之士，立为卿相之处；处位治国，则有尊主广地之实：此之谓足贵之臣。汤得伊尹，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；桓公得管仲，立为五霸主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孝公得商君，地以广，兵以强。故有忠臣者，外无敌国之患，内无乱臣之忧，长安于天下，而名垂后世，所谓忠臣也。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，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，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。及襄子之杀智伯也，豫让乃自黔劓，败其形容，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。是虽有残形杀身以为人主之名，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。此吾之所下也，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。古有伯夷、叔齐者，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，二人饿死首阳之陵。若此臣，不畏重诛，不利重赏，不可以罚禁也，不可以赏使也，此之谓无益之臣也。吾所少而去也，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。
谚曰：「厉怜王。」此不恭之言也。虽然，古无虚谚，不可不察也。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。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，虽长年而美材，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，而各为其私急。而恐父兄豪杰之士，借人主之力，以禁诛于己也，故弑贤长而立幼弱，废正的而立不义。故《春秋》记之曰：「楚王子围将聘于郑，未出境，闻王病而反。因入问病，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，遂自立也。齐崔杼其妻美，而庄公通之，数如崔氏之室。及公往，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，公入室，请与之分国，崔子不许；公请自刃于庙，崔子又不听；公乃走，逾于北墙。贾举射公，中其股，公坠，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，而立其弟景公。」近之所见：李兑之用赵也，饿主父百日而死；卓齿之用齐也，擢湣王之筋，悬之庙梁，宿昔而死。故厉虽癕肿疕疡，上比于《春秋》，未至于绞颈射股也；下比于近世，未至饥死擢筋也。故劫杀死亡之君，此其心之忧惧，形之苦痛也，必甚于厉矣。由此观之，虽「厉怜王」可也。
凡是奸臣，都想要顺从君主的心意，以此来取得亲近宠幸的地位。因此，君主认为好的，臣子就跟着称赞；君主憎恶的，臣子就跟着诋毁。人的常理是：取舍相同的人就相互肯定，取舍不同的人就相互否定。如今臣子所称赞的，正是君主所肯定的，这叫做“同取”；臣子所诋毁的，正是君主所否定的，这叫做“同舍”。取舍一致而彼此对立的情况，从未听说过。这就是臣子取得信任宠幸的方法。奸臣能够凭借信任宠幸的地位，通过诋毁和称赞来进退群臣，是因为君主没有用权术来驾驭他们，没有用参验来审察他们，必定会用过去与自己相合这一点来相信他们现在的言论，这就是宠臣之所以能够欺骗君主、成就私利的原因。所以，君主在上面必然受骗，而臣子在下面必然权重，这就叫做“擅主之臣”。
国家有了擅主之臣，那么群臣就不能竭尽智慧和力量来奉献忠诚，各级官吏也不能奉公守法来成就功业。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呢？追求安全有利的，避开危险有害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今，做臣子的尽力立功、竭智尽忠，却自身困窘、家境贫寒，父子都遭受祸害；而那些做奸邪之事以蒙蔽君主、用财物贿赂权贵之臣的人，却自身尊贵、家庭富裕，父子都享受恩泽；人怎么能舍弃安全有利的道路，而走向危险有害的境地呢？治国如此错误，而君主想要下面没有奸邪、官吏奉公守法，那不可能办到，这也是很明显的了。所以，身边的近臣知道忠诚守信不能得到安全利益，必定会说：“我用忠信事奉君主，积累功劳来求得安全，这就好比瞎子想要知道黑白的实情，一定没指望了；如果用道义教化、推行正理，不追求富贵，事奉君主来求得安全，这就好比聋子想要辨别声音的清浊，更加没指望了。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得到安全，我怎能不相互勾结、蒙蔽君主、做奸邪私利之事来讨好权贵呢？”这样，他们必定不顾及君主的道义了。那些百官官吏也知道方正不能得到安全，必定会说：“我用清廉事奉君主来求得安全，就好比没有规矩而想要画出方圆，一定没指望了；如果用守法、不结党营私来治理官府求得安全，这就好比用脚去搔头顶，更加没指望了。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得到安全，怎能不废弃法律、施行私利来讨好权贵呢？”这样，他们必定不顾及君主的法令了。所以，为私利而成为权贵的人很多，而依法事奉君主的人很少。因此，君主在上面孤立，而臣子在下面结成私党，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能弑杀齐简公的原因。
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，能够进献法术之言，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，对下困住奸臣，以此来尊崇君主、安定国家。因此，法术之言在君主面前得以进献，那么赏罚就必定会在其后施行。君主如果真正明白圣人的法术，而不苟且于世俗的言论，依据名实来判定是非，通过参验来审察言辞。那么，身边的近习之臣知道欺诈不能得到安全，必定会说：“我不去除奸邪私利的行为，尽力竭智以事奉君主，却反而相互勾结、胡乱诋毁和称赞来求得安全，这就好比背负千钧的重物，陷入不可测量的深渊而寻求活命，一定没指望了。”百官官吏也知道做奸邪之事不能得到安全，必定会说：“我不用清廉方正来奉公守法，却用贪婪之心枉法来谋取私利，这就好比登上高山的顶峰，坠入深谷之下而寻求活命，一定没指望了。”安全与危险的道路如此明白，身边的近臣怎么能用虚言迷惑君主，而百官怎么敢用贪求来鱼肉百姓呢？因此，臣子能够奉献忠诚而不被蒙蔽，下级能够坚守职责而不生怨恨。这就是管仲治理齐国、商鞅使秦国强大的原因。
由此看来，圣人治理国家，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方法，而不依靠别人因为爱我而为我效力。依靠别人因为爱我而为我效力，这是危险的；依靠我不可不这样做，这才是安全的。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亲，如果正直之道可以得到利益，那么臣子就会尽力事奉君主；如果正直之道不能得到安全，那么臣子就会施行私利来冒犯君主。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设立利害之道，来昭示天下罢了。因此，君主即使不亲口教导百官，不用眼睛搜寻奸邪，国家也已经治理好了。君主，并不是眼睛像离娄那样才算明察，也不是耳朵像师旷那样才算聪慧。眼睛如果不依靠法术，而只靠眼睛来看视为明察，那么所见到的就少了，这不是不被蒙蔽的方法。耳朵如果不依靠权势，而只靠耳朵来听视为聪慧，那么所听到的就少了，这不是不被欺骗的方法。英明的君主，使天下人不得不为自己看，使天下人不得不为自己听。所以，身在深宫之中，而明察照耀四海之内，天下人不能蒙蔽、也不能欺骗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昏暗混乱的方法被废除了，而聪明之势兴盛起来了。所以，善于运用权势的国家就安定，不知道依靠权势的国家就危险。古代秦国的习俗是君臣废弃法令而施行私利，因此国家混乱、兵力衰弱而君主地位卑下。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易俗、彰明公道，奖赏告发奸邪，困阻工商业而有利于农业。当这个时候，秦国的百姓习惯了旧习俗，认为有罪可以免除，无功可以尊贵显赫，所以轻易触犯新法。于是，触犯新法的人，惩罚严厉而必定执行；告发奸邪的人，奖赏丰厚而守信，所以奸邪之人没有不被抓获的，而受刑的人很多，百姓怨恨，众人的责难之声天天传到君主耳中。秦孝公不听从这些议论，继续推行商鞅的法令。百姓后来知道有罪必定会被诛杀，而告发私奸的人很多，所以百姓没有敢犯法的，刑罚也就无处施加了。因此，国家安定而兵力强大，土地广阔而君主尊贵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隐瞒罪行的惩罚重，而告发奸邪的奖赏厚。这也是使天下人必定为自己看、为自己听的方法。治理国家达到最高境界的法术已经很明白了，而世上的学者却不了解。
再说，世上那些愚蠢的学者，都不知道治乱的实情，喋喋不休地大量诵读古代的书籍，来扰乱当世的治理；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的坑穴，又胡乱非议有法术的人。听信他们言论的人会危险，采用他们计策的人会混乱，这也是愚蠢到了极点、祸患到了极深的地步。他们与有法术的人同样有谈论的名声，而实际相差千万里，这就是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。世上愚蠢学者与有法术的人相比，就像蚂蚁的土堆比于高山一样，相距太远了。而圣人，能审察是非的实质，洞察治乱的实情。所以，圣人治理国家，端正严明的法令，设置严厉的刑罚，是用来拯救百姓的混乱，除去天下的祸患，使强者不欺凌弱者，人多的不欺侮人少的，老年人得以善终，幼小孤儿得以成长，边境不受侵犯，君臣相互亲近，父子相互保全，而没有死亡、被俘的祸患，这也是功绩最深厚的了！愚蠢的人不知道，反而认为是暴虐。愚蠢的人固然想要安定，却厌恶那使国家安定的方法；都厌恶危险，却喜欢那导致危险的方法。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？严刑重罚，是百姓所厌恶的，却是国家之所以安定的；哀怜百姓、减轻刑罚，是百姓所喜欢的，却是国家之所以危险的。圣人制定法律来治理国家，必定违背世俗而顺应道德。了解这一点的人，与道义相同而与世俗不同；不了解这一点的人，与道义不同而与世俗相同。天下了解这一点的人少，那么道义就被否定了。
处在不合道义的境地，遭受众人的谗言，沉溺于当世的言论，而想要面对严厉的君主求得安全，这岂不是太难了吗！这就是智士之所以到死也不能显达于世的原因。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爱妾名叫余，春申君的正妻有个儿子名叫甲。余想要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，于是自己弄伤自己的身体，给春申君看并哭泣着说：“能够做您的妾，我非常幸运。虽然这样，但顺从夫人就不能事奉您，顺从您就不能事奉夫人。我本来就不贤，力量不足以同时事奉两位主人，情势上不能同时顺从，与其死在夫人那里，不如请您赐死在我面前。我如果被赐死，您如果又宠幸身边的人，希望您一定明察，不要被人笑话。”春申君于是相信了妾余的欺诈，抛弃了正妻。余又想要杀死甲，而让自己的儿子做继承人，于是自己撕裂自己贴身穿的衣服的里子，给春申君看并哭泣着说：“我得到您的宠幸日子已经很久了，甲不是不知道，如今他竟然想要强行调戏我。我和他争执，以至于撕裂了我的衣服，这个孩子的不孝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”春申君发怒，杀死了甲。所以，妻子因为妾余的欺诈而被抛弃，儿子也因此而死。由此看来，父亲爱儿子，尚且可以因为毁谤而杀害。君臣之间的相互交往，没有父子那样的亲情，而群臣的毁谤之言，又不仅仅是一个妾的嘴，那么贤圣之人被杀害又有什么奇怪呢！这就是商鞅在秦国被车裂、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。凡是做臣子的，有罪固然不想被诛杀，没有功劳的都想要尊贵显赫。而圣人治理国家，奖赏不施给没有功劳的人，而惩罚必定施加给有罪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，本来就容易被身边的奸臣所陷害，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从他们的主张。
世上的学者游说君主，不说“要依靠威严的权势来约束奸邪的臣子”，却都说“只要仁义惠爱就够了”。世上的君主赞美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它的实际效果，因此严重的导致国亡身死，轻微的也导致土地削减、君主地位卑下。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？施舍给贫困的人，这是世人所说的仁义；哀怜百姓而不忍心诛杀惩罚，这是世人所说的惠爱。如果施舍给贫困的人，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能得到赏赐；如果不忍心诛杀惩罚，那么暴乱的人就不会停止。国家有了没有功劳却得到赏赐的人，那么民众就不会在外努力抵抗敌人、斩敌首级，在内也不会急着努力耕种、辛勤劳作，都想要用财货贿赂富贵之人，做私人的善事来树立名誉，以取得高官厚禄。所以奸诈自私的臣子越来越多，而暴乱之徒越来越得势，这样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呢？严酷的刑罚，是民众所畏惧的；重大的惩罚，是民众所厌恶的。所以圣人陈列出民众所畏惧的东西来禁止邪恶，设置民众所厌恶的东西来防范奸邪，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。我因此明白仁义爱惠不足以使用，而严刑重罚可以用来治理国家。没有鞭策的威力、马嚼子等器具的防备，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驯服马匹；没有规矩的法则、绳墨的标准，即使是王尔也不能做成方圆；没有威严的权势、赏罚的法度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。如今世上的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诛，施行爱惠，却想要成就霸王的事业，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，明确赏赐、设置利益来鼓励民众，让民众因功劳而得到赏赐，而不是因仁义而得到赏赐；用严刑重罚来禁止民众，让民众因犯罪而被诛杀，而不是因爱惠而被赦免。因此没有功劳的人不会抱有希望，而有罪的人也不会侥幸逃脱。依托在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上，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坡险阻的祸患；凭借船只的安稳、船桨的便利，就可以永远渡过江河的困难；掌握法术的策略，施行重罚严诛，就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。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，就好像在陆地上行走有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匹，在水上行走有轻便的船和便利的桨一样。凭借它们的人最终能获得成功。伊尹得到了它，商汤因此称王；管仲得到了它，齐桓公因此称霸；商鞅得到了它，秦国因此强大。这三个人，都明白霸王之术，明察治理强盛的道理，而不被世俗的言论所牵制；正好符合当时明君的心意，就能直接任用身为平民的士人，把他们立为卿相的位置；他们处在官位上治理国家，就有使君主尊贵、使土地扩大的实际功效：这叫做值得尊贵的臣子。商汤得到伊尹，凭借百里之地立为天子；齐桓公得到管仲，成为五霸之首，多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；秦孝公得到商鞅，土地因此扩大，军队因此强大。所以有了忠臣，外面没有敌国的祸患，内部没有乱臣的忧虑，长治久安于天下，而名声流传后世，这就是所说的忠臣。至于豫让做智伯的臣子，对上不能说服君主使他明白法术度数的道理来避免祸难的忧患，对下不能统率他的部众来安定他的国家。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，豫让竟然自己涂黑皮肤、割掉鼻子，毁坏自己的容貌，来为智伯向赵襄子报仇。这虽然有毁坏身体、牺牲性命来为君主效忠的名声，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丝毫益处。这是我所以轻视的，而世上的君主却认为他是忠臣而推崇他。古代有伯夷、叔齐，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不接受，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。像这样的臣子，不畏惧重罚，不贪图重赏，不能用刑罚来禁止他们，不能用赏赐来驱使他们，这叫做无益的臣子。这是我所轻视并要摒弃的，而世上的君主却认为他们贤能而寻求他们。
谚语说：“生癞疮的人可怜君王。”这是不恭敬的话。虽然如此，但古代没有虚妄的谚语，不能不仔细考察。这是对被劫持、杀害、死亡的君主说的话。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的臣子，虽然年岁长久而有美好的才能，大臣还是会趁机掌握权势、独揽政事、专断决断，而各自为自己的私利忙碌。他们害怕君主的父兄和豪杰之士，借助君主的力量来禁止诛杀自己，所以杀死贤良年长的君主而立年幼软弱的君主，废黜嫡子而建立不该立的人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楚国的王子围将要到郑国去聘问，还没出国境，听说楚王生病就返回了。于是进宫探病，用他的冠缨勒死楚王而杀了他，于是自立为王。齐国的崔杼他的妻子很美，而齐庄公和她通奸，多次到崔氏的家中去。等到庄公前去，崔杼的门徒贾举率领崔杼的门徒攻击庄公，庄公进入内室，请求和他们瓜分国家，崔杼不答应；庄公请求在宗庙里自杀，崔杼又不听从；庄公于是逃跑，翻越北墙。贾举射庄公，射中了他的大腿，庄公坠落，崔杼的门徒用戈砍死了庄公，而拥立他的弟弟景公。”近世所见：李兑在赵国当权时，把主父（赵武灵王）饿了一百天而死；卓齿在齐国当权时，抽掉了齐湣王的筋，把他挂在庙堂的梁上，过了一夜就死了。所以生癞疮的人虽然身上有痈肿疮疖，但向上和《春秋》中的事相比，还没到勒脖子、射大腿的地步；向下和近世的事相比，还没到饿死、抽筋的地步。所以被劫持、杀害、死亡的君主，他们内心的忧虑恐惧，身体的痛苦折磨，一定比生癞疮的人更厉害。由此看来，即使是“生癞疮的人可怜君王”也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