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孙丑上

公孙丑问道：“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政，管仲、晏子的功业，能够再次实现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你确实是齐国人，只知道管仲、晏子罢了。有人问曾西说：‘您和子路谁更贤能？’曾西不安地说：‘我父亲敬畏的人（指子路）。’那人又问：‘那么您和管仲谁更贤能？’曾西不高兴地说：‘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相比？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是那样专一，执掌国政是那样长久，而功业却那样卑微。你怎么竟拿我和这种人相比！’”孟子接着说：“管仲，是曾西都不愿做的，你以为我愿意学他吗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管仲辅佐君主成就霸业，晏子辅佐君主显扬名声，管仲、晏子还不值得效仿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以齐国来称王天下，易如反掌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如果这样，那弟子的疑惑就更深了。况且凭周文王的德行，活了将近一百岁才去世，他的教化还没有普及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继承他的事业，然后才大大地推行了王道。现在您说称王天下如此容易，那么文王就不值得效法了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文王怎么能比得上呢？从商汤到武丁，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个。天下归附殷商已经很久了；时间久了就难以改变。武丁使诸侯来朝见，拥有天下，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。纣王离武丁的年代并不久远，那些旧家世族、遗留风俗、流风善政，还有保存下来的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，都是贤人，一起辅佐他，所以过了很久才失去天下。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的，没有一个百姓不是纣王的臣民；然而文王还是从方圆百里的地方兴起，所以是困难的。齐国有句俗话说：‘即使有智慧，不如趁形势；即使有锄头，不如等农时。’现在的时机就容易了。夏、商、周兴盛时，土地没有超过千里的，而齐国已有那么大的土地了；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到，一直传到四周边境，而齐国已有那么多的百姓了。土地不必再开辟了，百姓不必再聚集了，施行仁政而称王天下，没有人能阻挡。况且称王天下的人不出现，没有比现在更长久的时间了；百姓被暴政折磨，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。饥饿的人容易找到食物，口渴的人容易找到水喝。孔子说：‘德政的流行，比驿站传达政令还要快。’在当今这个时候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，百姓的喜悦，就像被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一样。所以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，功效必定比古人加倍，只有这个时候才如此。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先生如果担任齐国的卿相，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，即使由此成就霸业或王业也不奇怪。如果这样，您会动心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如果这样，那先生比孟贲强多了。”

孟子说：“这并不难，告子比我更早就不动心了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不动心有方法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有。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：肌肤被刺不退缩，眼睛被刺不躲避。他觉得受到一丝一毫的挫辱，就像在街市上被人鞭打一样。他不受平民百姓的侮辱，也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。他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如同刺杀平民一样。不畏惧诸侯。听到恶言，一定回击。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，他说：‘把不能战胜的看作如同能战胜一样。估量敌人然后前进，考虑胜败然后交战，这是畏惧三军的人。我哪能一定取胜呢？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。’孟施舍像曾子，北宫黝像子夏。这两个人的勇气，不知道谁更贤能，然而孟施舍把握了要领。从前曾子对子襄说：‘你喜欢勇敢吗？我曾经从孔夫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道理：反省自己，如果理亏，即使面对平民百姓，我难道不害怕吗？反省自己，如果理直，即使面对千万人，我也勇往直前。’孟施舍保持勇气，又不如曾子把握了要领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告子说：‘言语上说不通，就不要从心中去求理；心中想不通，就不要从气上去求通。’心中想不通，就不要从气上去求通，这是可以的；言语上说不通，就不要从心中去求理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因为志是气的统帅；气是充满身体的。志是最重要的，气是次要的。所以说：‘要坚定自己的志，不要滥用意气。’”

公孙丑说：“既然说‘志是最重要的，气是次要的’，又说‘要坚定自己的志，不要滥用意气’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志专一就会扰动气；气专一也会扰动志。比如跌倒和奔跑，这是气在动，但反过来也会扰动他的心。”

公孙丑问：“请问先生擅长什么？”

孟子说：“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，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”

公孙丑问：“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？”

孟子说：“难以说清楚。这种气，最广大、最刚强，用正直去培养而不加以损害，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。这种气，要配合义和道；没有这些，它就萎缩了。它是集义所生成的，而不是偶然的义举所能取得的。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，它就萎缩了。所以我说，告子不曾懂得义，因为他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。一定要去做事，但不要有特定的预期；心里不要忘记，也不要帮助它生长。不要像宋国人那样。宋国有个人担忧他的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，疲倦地回家，对家人说：‘今天累坏了！我帮助禾苗生长了！’他的儿子跑去看，禾苗已经枯死了。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。认为没有益处而放弃的，是不为禾苗锄草的人；帮助它生长的，是拔苗的人，不但没有益处，反而害了它。”

公孙丑问：“什么是分析言辞？”

孟子说：“片面的言辞知道它被什么遮蔽，过分的言辞知道它陷在什么错误里，邪僻的言辞知道它偏离了什么正道，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理屈词穷。这些言辞从心中产生，就会危害政事；在政事上表现出来，就会危害具体事务。如果圣人再出现，一定会赞同我的话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宰我、子贡善于言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于讲说德行；孔子兼有这些长处，却说：‘我对于辞令，是不擅长的。’那么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哎呀！这是什么话！从前子贡问孔子说：‘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？’孔子说：‘圣人，我做不到，我不过是学习不厌倦，教导不疲倦罢了。’子贡说：‘学习不厌倦，是智慧；教导不疲倦，是仁德。既有仁德又有智慧，先生已经是圣人了。’圣人，孔子都不自居，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从前我听说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各有圣人的一部分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备了圣人的全体而规模较小。请问先生您属于哪一种？”

孟子说：“暂且不谈这个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伯夷、伊尹怎么样？”

孟子说：“他们处世之道不同。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，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，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，天下混乱就退隐，这是伯夷。什么样的君主都可以侍奉，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使唤，天下太平也做官，天下混乱也做官，这是伊尹。可以做官就做官，可以退隐就退隐，可以长久做就长久做，可以赶快辞就赶快辞，这是孔子。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，我没能做到他们那样；至于我的愿望，则是学习孔子。”

公孙丑问：“伯夷、伊尹和孔子相比，是同等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不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得上孔子的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有。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成为君主，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，拥有天下。如果做一件不义的事、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，他们都不会做。这就是他们的相同之处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请问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？”

孟子说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，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；即使他们低下，也不至于偏袒自己所喜好的人。宰我说：‘依我看夫子，比尧、舜贤能多了。’子贡说：‘看到一国的礼制，就知道它的政事；听到一国的音乐，就知道它的德行。从百代以后，来评价百代以来的君主，没有人能违背夫子的道理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。’有若说：‘难道只有人类如此吗？麒麟对于走兽，凤凰对于飞鸟，泰山对于土堆，河海对于小水沟，都是同类。圣人对于百姓，也是同类。但圣人远远超出同类，高高居于众人之上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了。’”

孟子说：“依靠武力而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，称霸必须有大国；依靠道德而施行仁义的人可以称王，称王不必等待大国——商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，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。依靠武力使人服从，并不是真心服从，只是力量不足罢了；依靠道德使人服从，是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，就像七十多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从西从东，从南从北，没有不心服的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孟子说：“实行仁政就会得到荣耀，不实行仁政就会遭受耻辱。如今人们厌恶耻辱却安于不仁，这好比厌恶潮湿却住在低洼的地方。如果真的厌恶耻辱，不如崇尚道德而尊敬贤士。让贤德的人处在官位，有才能的人担任职务；国家太平无事，趁这个时候修明政教刑法，即使是大国，也一定会敬畏它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趁着天还没下雨，剥取桑树根的皮，把门窗缠缚牢固。如今这些百姓，有谁敢欺侮我？’孔子说：‘创作这首诗的人，大概懂得道理啊！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，谁还敢欺侮他呢？’如今国家太平无事，却趁这个时候纵情享乐、怠惰傲慢，这是自求祸患。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长久地配合天命，自己寻求多种福泽。’《太甲》上说：‘上天降下的灾祸，还可以躲开；自己造成的灾祸，就活不了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孟子说：“尊重贤士、任用能人，让杰出的人才处在官位，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而愿意在他的朝廷中任职了。市场，提供场地存放货物而不征税，依法管理而不征用场地，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而愿意把货物存放在他的市场上了。关卡，只稽查而不征税，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而愿意从他的道路经过了。种田的人，实行助耕制度而不征收租税，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而愿意在他的田野里耕种了。居住的地方，没有夫役和里布的征敛，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而愿意做他的子民了。如果真能实行这五项，那么邻国的百姓就会像对待父母一样敬仰他。率领儿女去攻打他们的父母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能够成功的。像这样，就能在天下无敌。在天下无敌的人，是天的使者。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，从来没有过。”

孟子说：“每个人都有不忍心看到别人痛苦的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这才有了不忍人的政治。用不忍人的心，实行不忍人的政治，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上运转东西一样容易。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，是因为现在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将要掉进井里，都会产生惊恐、同情的心情——这不是为了和小孩的父母结交，不是为了在乡邻朋友中博取赞誉，也不是因为厌恶小孩的哭声才这样的。由此看来，没有同情心，就不是人。没有羞耻心，就不是人。没有谦让心，就不是人。没有是非心，就不是人。同情心是仁的发端；羞耻心是义的发端；谦让心是礼的发端；是非心是智的发端。人有这四种发端，就像人有四肢一样。有这四种发端却说自己做不到的人，是自暴自弃的人；说他的君主做不到的人，是伤害君主的人。凡是自身具有这四种发端的人，都知道把它们扩充开来，就像火刚开始燃烧，泉水刚开始涌出。如果能够扩充它们，就足以安定天下；如果不能扩充它们，就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。”

孟子说：“造箭的人难道比造铠甲的人更不仁吗？造箭的人唯恐不能伤害人，造铠甲的人唯恐伤害人。巫师和木匠也是这样。所以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。孔子说：‘住的地方以有仁德为美。选择住处却不选择仁德，怎么能算明智呢？’仁，是天最尊贵的爵位，是人的安适住所。没有人阻挡你却不实行仁，这是不明智。不仁、不智、无礼、无义，只能做别人的仆役。做了仆役却以当仆役为耻，好比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、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。如果真的以此为耻，不如去实行仁。仁德的人就像射箭：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发射；发射出去没有射中，不埋怨胜过自己的人，只是反过来从自身找原因罢了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子路，别人告诉他有过错就高兴。禹听到善言就拜谢。大舜更是了不起，善于与别人共同行善，舍弃自己的不足而学习别人的长处，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。从他种庄稼、制陶、捕鱼，一直到成为天子，没有一处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优点的。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，这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。所以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。”

孟子说：“伯夷，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侍奉，不是他理想的朋友就不去结交。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，不与恶人说话；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，与恶人说话，就像穿着朝衣朝冠坐在污泥炭灰上。把厌恶恶人的心推广开来，想到与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，那人帽子戴得不正，就嫌弃地离开他，好像会被玷污似的。因此诸侯即使有言辞恳切地来聘请他的，他也不接受。不接受，是因为不屑于去接近他们。柳下惠，不以侍奉污秽的君主为羞耻，不以担任小官为卑微。进身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能，一定按自己的原则行事。被遗弃而不怨恨，处境困窘而不忧愁。所以说：‘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即使你赤身裸体站在我身边，又怎么能玷污我呢？’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地与人相处而不失去自己的操守，别人挽留他留下他就留下。别人挽留他留下他就留下，是因为他不屑于离开罢了。”孟子说：“伯夷器量狭隘，柳下惠态度不恭敬。狭隘和不恭敬，君子是不这样做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