货殖列传第六十九

老子说：“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，邻国之间互相看得见，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都能听到，百姓各自觉得自己的食物甘美，自己的服装漂亮，安于自己的风俗，乐于自己的行业，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。”如果一定要用这种办法来治理近代社会，那就等于堵塞百姓的耳目，几乎是行不通的了。

太史公说：神农氏以前的情况，我不知道了。至于像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所记载的虞舜、夏朝以来，人们的耳朵眼睛要尽情享受音乐美色的美好，嘴巴要尝尽肉食的美味，身体安于舒适快乐，而心里夸耀权势地位的荣耀。这种习俗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，即使挨家挨户去讲精妙的道理，终究也不能感化他们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是顺着他们，其次是因势利导，再其次是教诲他们，又其次是约束他们，最下等的办法是与他们争利。

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、竹子、楮木、野麻、旄牛尾、玉石；太行山以东多有鱼、盐、漆、丝、音乐、美女；长江以南出产楠木、梓木、生姜、桂皮、金、锡、铅、朱砂、犀牛角、玳瑁、珍珠、象牙、皮革；龙门、碣石以北多产马、牛、羊、毡裘、筋角；至于铜和铁，则往往在千里之内的山上像棋子一样分布着：这就是大致的概况。这些都是中原百姓所喜好的，是民间习俗中穿衣、吃饭、奉养活着的人、送葬死者所需要的物品。所以，要靠农民提供食物，靠虞人（掌管山泽的官）开发出来，靠工匠制造完成，靠商人流通运输。这难道是用政令教化征发人民、约定日期会合所能做到的吗？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，竭尽自己的力量，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所以，物价贱了，是贵的征兆；物价贵了，是贱的征兆。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行业，乐于做自己的事情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，不用召唤就自己来了，不用要求百姓就自己生产出来了。这难道不是符合大道，而且是自然的验证吗？

《周书》上说：“农民不耕种，就会缺乏粮食；工匠不制造，就会缺乏器物；商人不经商，就会使粮食、器物、钱财这三宝断绝；虞人不开发，就会使财物匮乏。”财物匮乏，山泽就不能开辟了。这四种行业，是百姓穿衣吃饭的本源。本源大就富饶，本源小就稀少。上可以富国，下可以富家。贫富的规律，没有人能夺走或给予，但聪明的人有多余，笨拙的人就不足。所以，太公望（姜子牙）被封在营丘，那里土地盐碱，人口稀少，于是太公鼓励妇女纺织，极力追求技巧，流通鱼盐，结果人和物都归附他，像绳索一样接连不断，像车辐一样聚集而来。所以，齐国生产的衣帽鞋带遍布天下，从东海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理衣袖前去朝拜。后来，齐国中途衰落了，管仲重新整顿，设立了掌管轻重平衡的九府，于是齐桓公因此称霸，多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；而管仲自己也有“三归”（台观名，一说指市租），地位只是诸侯的陪臣，却比列国的国君还富有。因此，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、齐宣王的时候。

所以说：“粮仓充实了，百姓就懂得礼节；衣食丰足了，百姓就知道荣辱。”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。所以，君子富有了，喜欢施行他的仁德；小人富有了，就乐意发挥他的力量。渊深了，鱼就会生在那里；山深了，野兽就会去那里；人富有了，仁义就会附着在他身上。富人得了权势就更加显赫，失了权势就没有门客可去，因而就不快乐。夷狄（少数民族）这种情况更严重。谚语说：“家有千金的人，不会死在街市上。”这不是空话啊。所以说：“天下人熙熙攘攘，都是为利而来；天下人热热闹闹，都是为利而往。”拥有千乘兵车的君王，拥有万户封地的诸侯，拥有百室封邑的大夫，尚且还担心贫穷，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！

从前，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，于是重用了范蠡、计然。计然说：“知道要打仗，就要修整战备；了解时令和需求，才能知道货物。这两者明确了，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看清楚了。所以，岁星（木星）在金位，就丰收；在水位，就歉收；在木位，就发生饥荒；在火位，就干旱。干旱时就要准备船只，水涝时就要准备车辆，这是事物的规律。六年一次丰收，六年一次干旱，十二年一次大饥荒。出售粮食，每斗价格二十钱，会伤害农民；每斗九十钱，会伤害商人。商人受伤害，钱财就不能流通；农民受伤害，田地就得不到开垦了。所以，粮价最高不超过八十钱，最低不低于三十钱，那么农民和商人都得利。平价出售粮食，调整物价，关卡和市场上就不会缺货，这是治理国家的道理。囤积货物的道理，务必使货物完好，不要有积压的资金。用货物来互相贸易，容易腐败腐烂的食物不要保留，不要冒险囤积以求高价。判断货物有余还是不足，就知道价格的高低。价格高到极点就会反落下来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涨上去。当价格高时，要把货物像粪土一样抛售出去；当价格低时，要把货物像珠玉一样收购进来。钱财货币要让它像流水一样不停地周转。”勾践按这些办法实行了十年，国家富了，就用厚礼犒赏战士，战士们奔赴箭石（战场）就像口渴了得到水喝一样，于是终于向强大的吴国报了仇，又在中原阅兵示威，号称“五霸”之一。

范蠡已经洗雪了会稽的耻辱，就感慨地叹息说：“计然的策略有七条，越国只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实现了愿望。既然已经用于治国，我想用它来治家。”于是，他乘着一只小船在江湖上漂泊，改名换姓，到了齐国就叫鸱夷子皮，到了陶地就叫朱公。朱公认为陶地是天下的中心，与各诸侯国四通八达，是货物交易的好地方。于是，他治理产业，囤积货物，抓住时机而不苛责于人。所以，善于经营生计的人，能够选择合适的人并把握时机。在十九年的时间里，他三次赚到千两黄金，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的兄弟。这就是所说的富有之后喜欢施行仁德的人。后来，他年老体衰，就听凭子孙去做，子孙继承他的事业并加以发展，于是达到了巨万（万万）的家产。所以，人们谈论富人时，都称道陶朱公。

子贡（端木赐）在孔子那里学习之后，退而到卫国做官，又在曹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。孔子的七十个弟子中，端木赐最为富有。原宪（子思）连糟糠都吃不饱，隐居在穷巷子里。而子贡则乘坐着四匹马并驾齐驱的车子，带着成捆的丝帛礼物去聘问、进献诸侯，所到之处，国君没有不分庭抗礼、与他平等相待的。而让孔子的名声传扬于天下的，正是子贡在前后出力。这就是所说的得了权势而更加显赫吧？

白圭，是周地人。当魏文侯的时候，李克致力于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，而白圭喜欢观察时机的变化，所以，别人抛弃的，我就取来；别人取走的，我就给予。当丰收的年景，就收购粮食，卖出丝、漆；当蚕茧产出时，就收购丝帛、棉絮，卖出粮食。太岁在卯（卯年），就丰收；第二年（次年）就会歉收。到了午（午年），就干旱；第二年（次年）就会丰收。到了酉（酉年），就丰收；第二年（次年）就会歉收。到了子（子年），就大旱；第二年（次年）就会丰收，而且有水。到了卯（卯年），囤积的货物大概会成倍增长。想要增加钱币的收入，就收购下等的粮食；想要增加粮食的产量，就收购上等的种子。他能够节省饮食，克制嗜好欲望，节俭衣服，与雇用的仆役同甘共苦，捕捉时机就像猛兽猛禽发起攻击一样迅速。所以说：“我经营生产，就像伊尹、吕尚的谋略，孙武、吴起的用兵，商鞅的推行法令一样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用来权变，勇气不足以用来决断，仁德不足以用来取舍，坚强不足以有所坚守，即使想学习我的方法，我终究也不会告诉他。”天下人说到经营生计，都尊奉白圭为祖师。白圭是经过实践检验的，能够实践而且有所专长，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。

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。而邯郸的郭纵靠冶铁成就了家业，与王者一样富有。

乌氏倮从事畜牧，牲畜多了，就卖掉，寻求奇异的丝织品，暗中进献给戎王。戎王用十倍于其价值的牲畜偿还他，给他的牲畜多到用山谷来量马牛的数量。秦始皇帝让倮的地位等同于封君，按时与列臣一起朝见皇帝。而巴地的寡妇清，她的祖先得到了丹砂矿，独自占有其利益好几代，家产也多得无法计算。清，是一个寡妇，能够守住家业，用钱财保护自己，不被侵犯。秦皇帝认为她是贞洁妇女，以客礼对待她，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。那倮不过是个边鄙地方的牧场主，清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寡妇，却能与万乘之尊的皇帝分庭抗礼，名扬天下，难道不是因为富有吗？

汉朝兴起，天下统一，打开了关卡桥梁，解除了山泽的禁令，因此富商大贾通行天下，交易的物品没有不流通的，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而豪杰、诸侯和强宗大族都被迁徙到京师。

关中地区，从汧、雍二山以东直到黄河、华山，肥沃的土地千里，从虞夏时代进贡时就列为上等田地，而公刘曾迁居到邠地，太王、王季住在岐山，文王兴建了丰邑，武王治理镐京，所以那里的百姓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，喜好农耕，种植五谷，重视土地，把做坏事看得很重。到了秦文公、秦孝公、秦缪公（穆公）时，居住在雍地，这里处于陇、蜀货物交流的通道，所以有很多商人。秦献公迁都到栎邑，栎邑北面抗拒戎翟，东面连接三晋，也有许多大商人。秦武公、秦昭襄王治理咸阳，汉朝因而定都于此，长安（汉都）附近的陵邑，四面八方的人像车辐一样聚集而来，地方小，人口多，所以那里的百姓更加玩弄巧诈，从事商业。南面是巴蜀。巴蜀也是肥沃的原野，土地盛产栀子、生姜、朱砂、石头、铜、铁、竹、木等器物。南面控制着滇、僰，有僰人的奴隶。西面靠近邛、笮，有笮马、旄牛。然而，四面有山关阻隔，千里栈道，无处不通，只有褒斜道像车毂一样扼住其咽喉，用多余的东西交换稀缺的东西。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，然而西面有羌中的利益，北面有戎翟的牲畜，畜牧产品是天下最富饶的。但是，那里地势险要，只有京师控制着它的通道。所以，关中的土地，占天下的三分之一，而人口不超过十分之三；但估量其财富，却占天下的十分之六。

从前的人都建都在河东，殷人建都在河内，周人建都在河南。这三河地区位于天下的中心，像鼎足一样，是历代帝王更替居住的地方，各自建国都有数百年到上千年。这里土地狭小，人口众多，是各国诸侯聚会的地方，所以当地风俗节俭，熟悉世事。杨地和平阳两地，往西到秦地和翟地经商，往北到种地和代地经商。种地和代地在石邑以北，靠近胡人边界，经常遭受侵扰。当地人民崇尚强悍凶暴，好斗气，以侠义自任却从事奸邪之事，不从事农耕和商业。但由于靠近北方夷族，军队经常往来，中原地区输送物资时常有剩余。那里的居民像羯羊一样混杂不齐，从晋国全盛时期就已经担忧他们轻捷强悍，而赵武灵王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，他们的民间习俗仍然保留着赵国的遗风。所以杨地和平阳人在其间经营，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

温地和轵地，往西到上党经商，往北到赵国和中山国经商。中山国土地贫瘠人口众多，还有沙丘纣王荒淫之地的遗民。当地民俗急躁，靠投机取巧谋生。男子们聚集在一起游乐，慷慨悲歌，起身就互相跟随杀人劫掠，休息时就盗墓制作伪巧奸邪之物，多制作华美物品，做歌舞艺人。女子们则弹奏琴瑟，踮着脚尖走路，到富贵人家献媚邀宠，进入后宫，遍及诸侯各国。

然而邯郸也是漳水、黄河之间的一个都会。往北通向燕国和涿郡，往南有郑国和卫国。郑国、卫国的风俗与赵国相似，但靠近梁国、鲁国，稍微稳重些而注重节操。濮水上的城邑迁徙到野王，野王人好气节、行侠仗义，这是卫国的遗风。

燕国也是渤海、碣石之间的一个都会。往南通向齐国、赵国，东北靠近胡人边界。从上谷到辽东，地方遥远，人口稀少，多次遭受侵扰，大体上与赵国、代国的风俗相似，而百姓像雕鸟一样凶猛强悍、缺少思虑，有鱼、盐、枣、栗的富饶。北面邻近乌桓、夫余，东面控制着秽貉、朝鲜、真番的利益。

洛阳往东到齐国、鲁国经商，往南到梁国、楚国经商。所以泰山的南面是鲁国，北面是齐国。

齐国背靠山海，有肥沃的千里土地，适宜种植桑麻，人民多有华丽的丝绸、布帛和鱼盐。临菑也是东海和泰山之间的一个都会。那里的风俗宽缓豁达，而人民足智多谋，喜欢议论，看重乡土，难以动摇，怯于聚众斗殴，勇于持械行刺，所以多劫持人的人，这是大国的风范。其中具备士、农、工、商、贾五类民众。

而邹国、鲁国靠近洙水、泗水，还保留着周公的遗风，风俗喜好儒学，礼仪完备，所以那里的百姓拘谨。颇有些桑麻产业，但没有山林湖泽的富饶。土地少人口多，节俭吝啬，害怕犯罪，远离邪恶。到了衰落的时候，喜欢经商追逐利益，比周人还厉害。

从鸿沟以东，芒山、砀山以北，直到巨野，这是梁国、宋国地区。陶邑、睢阳也是一个都会。从前尧在成阳兴起，舜在雷泽捕鱼，汤在亳地定居。那里的风俗还有先王遗风，厚重朴实，多有君子，喜好农耕，虽然无山川的富饶，却能穿粗衣吃劣食，来积累储藏。

越国、楚国有三种风俗。从淮北的沛郡、陈郡、汝南、南郡，这是西楚。那里的风俗轻捷，容易发怒，土地贫瘠，少有积蓄。江陵是旧时郢都，西通巫山、巴蜀，东有云梦泽的富饶。陈地在楚国和夏地的交界处，流通鱼盐货物，那里的百姓多经商。徐地、僮地、取虑一带，则清峻刻薄，重视自己的诺言。

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郡、广陵，这是东楚。那里的风俗与徐地、僮地相似。朐地、缯地以北，风俗则像齐国。浙江以南则是越地。吴地从阖庐、春申君、王濞三人招揽天下喜好游乐的子弟，东有海盐的富饶，章山的铜矿，三江、五湖的利益，也是江东的一个都会。

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，这是南楚，那里的风俗大体类似西楚。郢都后来迁到寿春，也是一个都会。而合肥承受南北水运，皮革、鲍鱼、木材汇聚在那里。与闽中、于越风俗混杂，所以南楚人喜好言辞，巧言善辩而少信用。江南低洼潮湿，男子早夭。多有竹木。豫章出产黄金，长沙出产连石、锡矿，但仅仅是所有之物，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费用。九疑山、苍梧以南直到儋耳，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，而杨越的风俗更多。番禺也是其中的一个都会，是珍珠、犀角、玳瑁、水果、布匹的汇聚之地。

颍川、南阳，是夏人居住的地方。夏人的政治崇尚忠厚质朴，还有先王的遗风。颍川人敦厚老实。秦朝末代，把不守法的百姓迁到南阳。南阳西通武关、郧关，东南受汉水、长江、淮河。宛地也是一个都会。风俗混杂好生事，大多从事商业。他们的行侠仗义，与颍川交往，所以至今被称为“夏人”。

天下各地物产有的少有的多，人民的风俗习惯，山东吃海盐，山西吃池盐，岭南、沙北本来也往往产盐，大体如此罢了。

总之，楚越地区，地广人稀，吃稻米和鱼羹，有的地方火耕水耨，瓜果螺蛤，不用等买卖就足够，地势富饶有食物，没有饥荒的忧虑，因此百姓苟且偷生，没有积蓄而多贫穷。所以江淮以南，没有受冻挨饿的人，也没有千金之家。沂水、泗水以北，适宜五谷桑麻六畜，地少人多，多次遭受水旱灾害，百姓喜好积蓄储藏，所以秦、夏、梁、鲁喜好农耕而重视人民。三河、宛、陈也是如此，再加上经商。齐、赵施展智谋巧计，依靠投机取利。燕、代从事农耕和畜牧而养蚕。

由此看来，贤人在朝廷中深谋远虑，在朝廷上议论，坚守信义、为节而死、隐居山野的人追求名声，这些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财富丰厚。所以廉洁的官吏任职长久，长久就更富有，廉洁的商人最终也致富。财富，是人的本性，不用学习就都想要的东西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，攻城时率先登城，冲锋陷阵击退敌人，斩杀敌将拔取旗帜，前面冒着箭石，不避开水火刀剑的危难，是因为重赏驱使。那些在街巷中的少年，杀人劫掠盗墓，劫持人做坏事，盗墓铸钱，行侠兼并，替朋友报仇，暗中追逐，不避法令，奔向死地像马奔跑一样，其实都是为了财物罢了。如今那些赵女郑姬，打扮容貌，弹奏琴瑟，甩动长袖，穿着尖头鞋，用眼神挑逗、用心勾引，出行不远千里，不选择老少，是奔向富厚罢了。游闲的公子，装饰冠帽佩剑，车马相连，也是为了富厚的仪容。射鸟打猎，早晚奔波，冒着霜雪，奔驰在山沟峡谷，不避猛兽的伤害，是为了得到野味。赌博赛马，斗鸡走狗，变色相争，一定要取胜，是因为看重输赢。医生方士等各种靠技艺吃饭的人，费尽心神极尽能力，是为了丰厚的报酬。官吏士人舞文弄法，刻假章伪造文书，不避刀锯的诛杀，是沉溺于贿赂。农民、工匠、商人、畜牧主，本来就追求财富增加货物。这些人都是用尽智慧使出全部能力，终究不会留有余力而让财给别人。

谚语说：“百里不贩樵，千里不贩籴。”居住一年，种上谷物；十年，种上树木；百年，用德行招来。德行，指的是人物。现在有人没有俸禄的供养、爵位封邑的收入，却乐于和那些有爵禄的人相比。称之为“素封”。有封地的人靠收租税，每年每户约二百钱。千户的封君就有二十万钱，朝觐、聘问、享祭的费用从中支出。平民百姓中的农民、工匠、商人，大概每年一万钱本钱可获二千利息，百万之家就有二十万，而更徭赋税从中支出。衣食的欲望，尽量享受美好之物。所以说陆地牧马二百蹄，牛蹄角千，一千只羊，沼泽中一千只猪，水居有千石鱼陂，山居有千章木材。安邑千棵枣树；燕、秦千棵栗树；蜀、汉、江陵千棵橘树；淮北、常山以南，河济之间千棵楸树；陈、夏千亩漆树；齐、鲁千亩桑麻；渭川千亩竹子；以及名都万家之城，近郊千亩亩产一钟的田地，或千亩栀子茜草，千畦生姜韭菜：这些人的收入都与千户侯相等。然而这些是致富的资本，不窥探市场，不行走他乡，坐等收益，自身有隐士的名义而得到供给。至于那些家贫亲老，妻子儿女软弱，年节无法祭祀聚会，饮食衣服不足以自给，这样还不感到羞耻，就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了。所以无财者出力，稍有财者斗智，已经富裕者争时，这是大致的规律。如今经营生计不等到危害自身就能取得供给，那么贤人也会努力。所以依靠农耕致富为上，依靠工商业致富次之，依靠奸邪致富最下。没有隐居山野奇士的品行，而长期贫贱，喜好谈论仁义，也足以羞耻了。

凡是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，财富相差十倍就会低声下气，相差百倍就会畏惧害怕，相差千倍就要被役使，相差万倍就要做奴仆，这是事物的常理。想要凭借贫穷追求富裕，务农不如做工，做工不如经商，刺绣织锦不如倚门卖笑，这里说的末业，是穷人致富的途径。

在四通八达的大都市里，一年酿造的酒有一千瓮，醋酱一千缸，饮料一千坛，屠宰牛羊猪一千张皮，贩卖粮食一千钟，柴草一千车，船只总长一千丈，木材一千根，竹竿一万根，轻便马车一百辆，牛车一千辆，涂漆的木器一千件，铜器一千钧，原木、铁器以及染料一千石，马蹄和蹄筋一千个，牛一千头，羊猪一千对，奴仆一千人，筋角、丹砂一千斤，丝帛、细布一千钧，彩色丝绸一千匹，粗布、皮革一千石，漆一千斗，酒曲、盐豆豉一千瓵，鲐鱼、鲚鱼一千斤，小鱼一千石，鲍鱼一千钧，枣栗三千石，狐貂皮衣一千件，羊羔皮衣一千石，毛毡坐席一千具，其他水果蔬菜一千钟，借贷资金一千贯，中介牙商，贪婪的商人取三成利，廉正的商人取五成利，这也比得上千乘之家，这是大概的情况。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到十分之二，就不是我所说的财富。

请让我简略说说当今天下千里之内，贤人致富的原因，让后世能够观察借鉴。

蜀地卓氏的祖先，是赵国人，依靠冶铁致富。秦国攻破赵国后，迁徙卓氏。卓氏被掳掠，只有夫妻二人推着小车，走到迁徙的地方。其他被迁徙的俘虏中稍微有些钱财的人，争相贿赂官吏，请求安置在近处，住在葭萌。只有卓氏说：“这个地方狭小贫瘠。我听说汶山之下，有肥沃的原野，下面有蹲鸱（大芋头），到死也不会挨饿。百姓善于在市场上交易，容易经商。”于是请求迁往远处。被送到临邛后，非常高兴，就在有铁矿的山上鼓风冶铁，精心谋划，使滇蜀的百姓都来归附，富到拥有奴仆上千人。他田园池塘、射猎游乐的乐趣，可与国君相比。

程郑，是从山东被迁来的俘虏，也从事冶铸，把铁器卖给西南地区的百姓，财富与卓氏相当，都住在临邛。

宛地孔氏的祖先，是梁国人，以冶铁为业。秦国攻打魏国时，把孔氏迁到南阳。他大规模鼓风冶铁，规划池塘，车马成群，交游诸侯，因此获得经商之利，有游闲公子的名声和施舍。但他获得的利润超过常人，比那些吝啬的人强得多，家中财富积累到数千金，所以南阳的商人都效法孔氏从容大方的作风。

鲁地人风俗节俭吝啬，而曹邴氏尤其厉害，依靠冶铁起家，财富达到巨万。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约定：低头要捡东西，抬头要取东西，借贷经商遍及郡国。邹、鲁两地因此有很多人放弃文学而追逐利益，就是因为曹邴氏的缘故。

齐地风俗轻视奴仆，而刁间却偏偏喜爱并尊重他们。凶悍狡猾的奴仆，是人人所厌恶的，只有刁间收留他们，让他们去经营渔盐商贾之利，有的还让他们驾着车马，结交郡守诸侯，而且越发信任他们。最终得到他们的帮助，致富达到数千万。所以有人说：“宁愿放弃爵位，也不愿离开刁间。”这是说他能使豪奴自己富足并竭尽全力。

周地人本来就节俭，而师史尤其厉害，用上百辆车运输货物，在郡国之间经商，无处不到。洛阳地处齐、秦、楚、赵之中，穷人学习富家的做法，互相以长期经商为荣，多次经过城门也不回家，任用了这样一些人，所以师史能积累到七千万钱。

宣曲任氏的祖先，是督道仓的官吏。秦朝败亡时，豪杰们都争相抢夺金银珠宝，只有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粮食。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，百姓无法耕种，一石米涨到一万钱，于是豪杰们的金银珠宝都归了任氏，任氏因此致富。富人们争相奢侈，而任氏却降低身份节俭度日，致力于耕田畜牧。别人争相购买便宜的田地牲畜，任氏却专门买贵的好的。他的财富延续了几代。然而任氏的家规是：不是自家田畜生产的东西不穿不吃，公事没有办完就不能饮酒吃肉。他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，所以既富有又受到皇上的敬重。

边塞开拓时，只有桥姚已经拥有马匹一千匹，牛两千头，羊一万只，粮食以万钟计算。吴楚七国叛乱时，长安城中列侯封君要随军出征，需要借贷资金，放贷的人认为这些侯国在关东，关东胜负未决，没有人肯借。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借给他们，利息是本金的十倍。三个月后，吴楚平定，一年之中，无盐氏的利息就翻了十倍，因此财富与关中富豪相当。

关中的富商大贾，大多是田氏家族的人，如田啬、田兰。韦家的栗氏，安陵、杜县的杜氏，也有巨万家财。

这些都是特别显著突出的人物。他们都不是因为有爵位封邑、俸禄或违法犯禁而致富，全都是根据时势变化，把握时机，获取盈利，用经商积累财富，用土地保有财富，用武力夺取一切，用文德维持局面，变化有方，所以值得记述。至于那些尽力务农畜牧、手工、山泽、经商，为了权利而致富，大的压倒一郡，中等的压倒一县，小的压倒一乡里的人，多得数不胜数。

精打细算、勤劳节俭，是谋生的正道，但富有的人必定是用奇招取胜。种田，是笨拙的行业，而秦扬却以此盖过一州。盗墓，是犯法的事情，而田叔却以此起家。赌博，是恶劣的行业，而桓发却以此致富。走街叫卖，是男子汉的卑贱行当，而雍乐成却以此富足。贩卖油脂，是耻辱的勾当，而雍伯却赚得千金。卖水浆，是小本生意，而张氏却赚得千万。磨刀，是低微的技艺，而郅氏却列鼎而食。制作胃脯，是简单微小的事，而浊氏却车马成行。马医，是浅薄的方术，而张里却敲钟宴饮。这些都是专心一意所导致的。

由此看来，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，货物也没有固定的主人，有才能的人财富会像车辐一样聚集而来，无德无能的人财富会像瓦片一样破碎散去。拥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城的君主，拥有巨万财富的人就可以享受王侯一样的快乐。这难道就是所谓的“素封”吗？不是这样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