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子序
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，损益夏、殷之典，制礼作乐，以仁义理天下，其德化刑政存乎《诗》。至于幽、厉失道，始变《风》变《雅》作矣。平王东迁，诸侯力政，逮五霸之后，则王道不绝如线。故仲尼定礼乐，作《春秋》，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，而无时无位，功烈不得被于天下，但门人传述而已。陵夷至于战国，于是申、商苛虐，孙、吴变诈，以族论罪，杀人盈城，谈说者又以慎、墨、苏、张为宗，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。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！故孟轲阐其前，荀卿振其后。观其立言指事，根极理要，敷陈往古，掎挈当世，拨乱兴理，易于反掌，真名世之士，王者之师。又其书亦所以羽翼《六经》，增光孔氏，非徒诸子之言也。盖周公制作之，仲尼祖述之，荀、孟赞成之，所以胶固王道，至深至备，虽《春秋》之四夷交侵，战国之三纲弛绝，斯道竟不坠矣。倞以末宦之暇，颇窥篇籍，窃感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，谓荀、孟有功于时政，尤所耽慕。而《孟子》有赵氏《章句》，汉氏亦尝立博士，传习不绝，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。独《荀子》未有注解，亦复编简烂脱，传写谬误，虽好事者时亦览之，至于文义不通，屡掩卷焉。夫理晓则惬心，文舛则忤意，未知者谓异端不览，览者以脱误不终，所以荀氏之书千载而未光焉。辄用申抒鄙意，敷寻义理，其所征据，则博求诸书。但以古今字殊，齐楚言异，事资参考，不得不广；或取偏傍相近，声类相通，或字少增加，文重刊削，或求之古字，或征诸方言。加以孤陋寡俦，愚昧多蔽，穿凿之责，于何可逃。曾未足粗明先贤之旨，适增其芜秽耳。葢以自备省览，非敢传之将来。以文字繁多，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，又改《孙卿新书》为《荀卿子》，其篇第亦颇有移易，使以类相从云。时岁在戊戌，大唐睿圣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。
从前周公考察三皇五帝的治国之道，对夏、商两代的典章制度加以增减，制定礼乐制度，用仁义来治理天下，他的德行教化、刑罚政令都保存在《诗经》中。到了周幽王、周厉王违背天道，诗风才开始从《风》《雅》的正声转变为变声。周平王东迁以后，诸侯各自以武力相争，到春秋五霸之后，王道就像细线一样微弱残存。所以孔子修订礼乐，编撰《春秋》，此后三代的遗风虽然一度松弛却又重新振兴，但孔子没有适当的时运和地位，他的功业无法施行于天下，只能由门人弟子传承记述而已。这种衰微局面一直延续到战国，于是申不害、商鞅实行苛刻残暴的统治，孙武、吴起崇尚诡诈权变，以株连族灭定罪，杀人满城，游说之士又以慎到、墨翟、苏秦、张仪为宗师，孔子的学说几乎要灭绝了。这正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原因！所以孟轲在前面阐发，荀卿在后面振兴。看他们著书立说、议论事理，根本立足于理义的关键，广泛陈述古代的事迹，又紧密联系当时的现实，拨乱反正、振兴治理，简直易如反掌，真是当世著名的人物、帝王的老师。而且他们的著作也是用来辅佐《六经》、为孔子学说增光添彩的，并非只是诸子百家的言论。大概周公创制礼乐，孔子遵循传述，荀子、孟子辅佐完成，所以能够使王道坚固完备，达到最深刻最周密的程度，即使《春秋》时期四方夷狄交相入侵、战国时期三纲废弛断绝，这个道统终究没有坠落。我杨倞凭借卑微官职的闲暇，颇能阅读一些典籍，私下感念炎黄以来的风教未能完全融洽于圣明时代，认为荀子、孟子对当时的政治有功绩，尤其沉迷仰慕他们。而《孟子》有赵岐的《章句》，汉代也曾设立博士，传授学习从未断绝，所以现在的君子大多喜爱那部书。唯独《荀子》没有注解，加上书简残缺脱落，传抄错误很多，即使好事之人有时也阅读它，但文字义理不通顺，往往多次合上书本。道理明白了就让人满意，文字错乱了就使人不快，不了解的人把它当作异端而不去阅读，阅读的人又因为脱漏错误而不能读完，所以荀子的著作千年来未能发扬光大。我于是抒发自己浅陋的看法，探寻阐述其中的义理，所引用的依据，则广泛搜求各种书籍。只因为古今文字不同，齐楚方言有异，事情需要参考比较，不得不广泛涉猎；有时采用偏旁相近的字，有时用声韵类通的字，有时字少的就增添，文字重复的就删削，有时从古字中寻求，有时从方言中求证。加上我孤陋寡闻、缺少同道，愚昧蔽塞，穿凿附会的责难，哪里能逃避呢。这还不足以粗略阐明先贤的意旨，只不过增加了芜杂杂乱罢了。大概只是用来供自己阅览查考，不敢传给后世。因为文字繁多，所以把原来的十二卷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，又把《孙卿新书》改名为《荀卿子》，其中的篇第也颇有调整移动，使它们按类别排列。时在戊戌年，大唐睿圣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