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国篇
万物同宇而异体，无宜而有用为人，数也。人伦并处，同求而异道，同欲而异知，生也。皆有可也，知愚同；所可异也，知愚分。埶同而知异，行私而无祸，纵欲而不穷，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。如是，则知者未得治也；知者未得治，则功名未成也；功名未成，则群众未县也；群众未县，则君臣未立也。无君以制臣，无上以制下，天下害生纵欲。欲恶同物，欲多而物寡，寡则必争矣。故百技所成，所以养一人也。而能不能兼技，人不能兼官。离居不相待则穷，群居而无分则争；穷者患也，争者祸也，救患除祸，则莫若明分使群矣。彊胁弱也，知惧愚也，民下违上，少陵长，不以德为政：如是，则老弱有失养之忧，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。事业所恶也，功利所好也，职业无分：如是，则人有树事之患，而有争功之祸矣。男女之合，夫妇之分，婚姻娉内，送逆无礼：如是，则人有失合之忧，而有争色之祸矣。故知者为之分也。
足国之道：节用裕民，而善臧其余。节用以礼，裕民以政。彼裕民，故多余。裕民则民富，民富则田肥以易，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。上以法取焉，而下以礼节用之，余若丘山，不时焚烧，无所臧之。夫君子奚患乎无余？故知节用裕民，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，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。此无他故焉，生于节用裕民也。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，民贫则田瘠以秽，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；上虽好取侵夺，犹将寡获也。而或以无礼节用之，则必有贪利纠𫍤之名，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。此无他故焉，不知节用裕民也。康诰曰：“弘覆乎天，若德裕乃身。”此之谓也。
礼者，贵贱有等；长幼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。故天子袾裷衣冕，诸侯玄裷衣冕，大夫裨冕，士皮弁服。德必称位，位必称禄，禄必称用，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，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。量地而立国，计利而畜民，度人力而授事，使民必胜事，事必出利，利足以生民，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，必时臧余，谓之称数。故自天子通于庶人，事无大小多少，由是推之。故曰：“朝无幸位，民无幸生。”此之谓也。轻田野之赋，平关市之征，省商贾之数，罕兴力役，无夺农时，如是则国富矣。夫是之谓以政裕民。
人之生不能无群，群而无分则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矣。故无分者，人之大害也；有分者，天下之本利也；而人君者，所以管分之枢要也。故美之者，是美天下之本也；安之者，是安天下之本也；贵之者，是贵天下之本也。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，故使或美，或恶，或厚，或薄，或佚或乐，或劬或劳，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，将以明仁之文，通仁之顺也。故为之雕琢、刻镂、黼黻文章，使足以辨贵贱而已，不求其观；为之钟鼓、管磬、琴瑟、竽笙，使足以辨吉凶、合欢、定和而已，不求其余；为之宫室、台榭，使足以避燥湿、养德、辨轻重而已，不求其外。诗曰：“雕琢其章，金玉其相，亹亹我王，纲纪四方。”此之谓也。
若夫重色而衣之，重味而食之，重财物而制之，合天下而君之，非特以为淫泰也，固以为主天下，治万变，材万物，养万民，兼制天下者，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。故其知虑足以治之，其仁厚足以安之，其德音足以化之，得之则治，失之则乱。百姓诚赖其知也，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，以养其知也；诚美其厚也，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，以养其厚也；诚美其德也，故为之雕琢、刻镂、黼黻、文章以藩饰之，以养其德也。故仁人在上，百姓贵之如帝，亲之如父母，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，无它故焉，其所是焉诚美，其所得焉诚大，其所利焉诚多。诗曰：“我任我辇，我车我牛，我行既集，盖云归哉！”此之谓也。
故曰：君子以德，小人以力；力者，德之役也。百姓之力，待之而后功；百姓之群，待之而后和；百姓之财，待之而后聚；百姓之埶，待之而后安；百姓之寿，待之而后长；父子不得不亲，兄弟不得不顺，男女不得不欢。少者以长，老者以养。故曰：“天地生之，圣人成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今之世而不然：厚刀布之敛，以夺之财；重田野之赋，以夺之食；苛关市之征，以难其事。不然而已矣：有掎絜伺诈，权谋倾覆，以相颠倒，以靡敝之。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，而将大危亡也。是以臣或弑其君，下或杀其上，粥其城，倍其节，而不死其事者，无他故焉，人主自取之。诗曰：“无言不雠，无德不报。”此之谓也。
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：掩地表亩，刺屮殖谷，多粪肥田，是农夫众庶之事也。守时力民，进事长功，和齐百姓，使人不偷，是将率之事也。高者不旱，下者不水，寒暑和节，而五谷以时孰，是天之事也。若夫兼而覆之，兼而爱之，兼而制之，岁虽凶败水旱，使百姓无冻𫗪之患，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。
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。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，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。今是土之生五谷也，人善治之，则亩数盆，一岁而再获之。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；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；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；鼋、鼍、鱼、鳖、鳅、鳣以时别，一而成群；然后飞鸟、凫、雁若烟海；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，可以相食养者，不可胜数也。夫天地之生万物也，固有余，足以食人矣；麻葛茧丝、鸟兽之羽毛齿革也，固有余，足以衣人矣。夫有余不足，非天下之公患也，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。
天下之公患，乱伤之也。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？我以墨子之“非乐”也，则使天下乱；墨子之“节用”也，则使天下贫，非将堕之也，说不免焉。墨子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国，将蹙然衣粗食恶，忧戚而非乐。若是则瘠，瘠则不足欲；不足欲则赏不行。墨子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国，将少人徒，省官职，上功劳苦，与百姓均事业，齐功劳。若是则不威；不威则罚不行。赏不行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；罚不行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。贤者不可得而进也，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，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。若是，则万物失宜，事变失应，上失天时，下失地利，中失人和，天下敖然，若烧若焦，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，𪢕菽饮水，恶能足之乎？既以伐其本，竭其原，而焦天下矣。
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：知夫为人主上者，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，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，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，故必将撞大钟，击鸣鼓，吹笙竽，弹琴瑟，以塞其耳；必将錭琢刻镂，黼黻文章，以塞其目；必将刍豢稻粱，五味芬芳，以塞其口。然后众人徒，备官职，渐庆赏，严刑罚，以戒其心。使天下生民之属，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，故其赏行；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，故其罚威。赏行罚威，则贤者可得而进也，不肖者可得而退也，能不能可得而官也。若是则万物得宜，事变得应，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和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，汸汸如河海，暴暴如丘山，不时焚烧，无所臧之。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？故儒术诚行，则天下大而富，使而功，撞钟击鼓而和。诗曰：“钟鼓喤喤，管磬玱玱，降福穰穰，降福简简，威仪反反。既醉既饱，福禄来反。”此之谓也。故墨术诚行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，非斗而日争，劳苦顿萃，而愈无功，愀然忧戚非乐，而日不和。诗曰：“天方荐瘥，丧乱弘多，民言无嘉，憯莫惩嗟。”此之谓也。
垂事养民，拊循之，唲呕之，冬日则为之𫗴粥，夏日则为之瓜麮，以偷取少顷之誉焉，是偷道也。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，然而非长久之道也；事必不就，功必不立，是奸治者也。傮然要时务民，进事长功，轻非誉而恬失民，事进矣，而百姓疾之，是又偷偏者也。徙坏堕落，必反无功。故垂事养誉，不可；以遂功而忘民，亦不可。皆奸道也。
故古人为之不然：使民夏不宛喝，冬不冻寒，急不伤力，缓不后时，事成功立，上下俱富；而百姓皆爱其上，人归之如流水，亲之欢如父母，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，无它故焉，忠信、调和、均辨之至也。故国君长民者，欲趋时遂功，则和调累解，速乎急疾；忠信均辨，说乎庆赏矣；必先修正其在我者，然后徐责其在人者，威乎刑罚。三德者诚乎上，则下应之如景向，虽欲无明达，得乎哉！书曰：“乃大明服，惟民其力懋，和而有疾。”此之谓也。
故不教而诛，则刑繁而邪不胜；教而不诛，则奸民不惩；诛而不赏，则勤厉之民不劝；诛赏而不类，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。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，致忠信以爱之，尚贤使能以次之，爵服庆赏以申重之，时其事，轻其任，以调齐之，潢然兼覆之，养长之，如保赤子。若是，故奸邪不作，盗贼不起，而化善者劝勉矣。是何邪？则其道易，其塞固，其政令一，其防表明。故曰：上一则下一矣，上二则下二矣。辟之若屮木枝叶必类本。此之谓也。
不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。不爱而用之，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。利而后利之，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。爱而后用之，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。利而不利也，爱而不用也者，取天下者也。利而后利之，爱而后用之者，保社稷者也。不利而利之，不爱而用之者，危国家者也。
观国之治乱臧否，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。其候缴支缭，其竟关之政尽察－－是乱国已。入其境，其田畴秽，都邑露－－是贪主已。观其朝廷，则其贵者不贤；观其官职，则其治者不能；观其便嬖，则其信者不悫－－是暗主已。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，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，顺孰尽察；其礼义节奏也，芒轫僈楛－－是辱国已。其耕者乐田，其战士安难，其百吏好法，其朝廷隆礼，其卿相调议－－是治国已。观其朝廷，则其贵者贤；观其官职，则其治者能；观其便嬖，则其信者悫－－是明主已。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，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，宽饶简易；其于礼义节奏也，陵谨尽察－－是荣国已。贤齐则其亲者先贵，能齐则其故者先官，其臣下百吏，污者皆化而修，悍者皆化而愿，躁者皆化而悫－－是明主之功已。
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：上不隆礼则兵弱，上不爱民则兵弱，已诺不信则兵弱，庆赏不渐则兵弱，将率不能则兵弱。上好功则国贫，上好利则国贫，士大夫众则国贫，工商众则国贫，无制数度量则国贫。下贫则上贫，下富则上富。故田野县鄙者，财之本也；垣窌仓廪者，财之末也。百姓时和，事业得叙者，货之源也；等赋府库者，货之流也。故明主必谨养其和，节其流，开其源，而时斟酌焉。潢然使天下必有余，而上不忧不足。如是，则上下俱富，交无所藏之。是知国计之极也。故禹十年水，汤七年旱，而天下无菜色者，十年之后，年谷复熟，而陈积有余。是无它故焉，知本末源流之谓也。故田野荒而仓廪实，百姓虚而府库满，夫是之谓国蹶。伐其本，竭其源，而并之其末，然而主相不知恶也，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。以国持之，而不足以容其身，夫是之谓至贫，是愚主之极也。将以取富而丧其国，将以取利而危其身，古有万国，今有十数焉，是无它故焉，其所以失之一也。君人者亦可以觉矣。百里之国，足以独立矣。
凡攻人者，非以为名，则案以为利也；不然则忿之也。仁人之用国，将修志意，正身行，伉隆高，致忠信，期文理。布衣𬘓屦之士诚是，则虽在穷阎漏屋，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；以国载之，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。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。将辟田野，实仓廪，便备用，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，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；境内之聚也保固；视可，午其军，取其将，若拨𫜑。彼得之，不足以药伤补败。彼爱其爪牙，畏其仇敌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。将修大小强弱之义，以持慎之，礼节将甚文，珪璧将甚硕，货赂将甚厚，所以说之者，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。彼苟有人意焉，夫谁能忿之？若是，则忿之者不攻也。为名者否，为利者否，为忿者否，则国安于盘石，寿于旗翼。人皆乱，我独治；人皆危，我独安；人皆丧失之，我按起而治之。故仁人之用国，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，又将兼人。诗曰：“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；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此之谓也。
持国之难易：事强暴之国难，使强暴之国事我易。事之以货宝，则货宝单，而交不结；约信盟誓，则约定而畔无日；割国之锱铢以赂之，则割定而欲无厌。事之弥烦，其侵人愈甚，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。虽左尧而右舜，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。譬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，佩宝玉，负戴黄金，而遇中山之盗也，虽为之逢蒙视，诎要挠腘，君卢屋妾，由将不足以免也。故非有一人之道也，直将巧繁拜请而畏事之，则不足以持国安身。故明君不道也。必将修礼以齐朝，正法以齐官，平政以齐民；然后节奏齐于朝，百事齐于官，众庶齐于下。如是，则近者竞亲，远方致愿，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，名声足以暴炙之，威强足以捶笞之，拱揖指挥，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，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。故曰：事强暴之国难，使强暴之国事我易。此之谓也。
万物同处于宇宙之中，形体各不相同，但都没有固定的用处，却都能为人所用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人类共同生活在一起，追求相同但方法不同，欲望相同但智慧不同，这是天生的本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对的东西，智者和愚人都是如此；但所认为对的内容不同，这就区分了智者和愚人。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，如果谋取私利而没有祸患，放纵欲望而没有穷尽，那么民众就会心浮气躁而无法说服。这样一来，智者就不能治理国家；智者不能治理，功业名声就不能成就；功业名声不能成就，民众就没有等级差别；民众没有等级差别，君臣关系就无法建立。没有君主来制约臣子，没有上级来管制下级，天下就会因放纵欲望而产生祸害。人们厌恶和喜爱的东西相同，但想要的多而东西少，东西少就必然引起争夺。所以各种技艺所制成的产品，是用来供养一个人的。但一个人不能兼通各种技艺，一个人不能兼任各种官职。如果分散居住而不互相依赖，就会陷入困境；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，就会发生争夺；困境是忧患，争夺是祸害。要解救忧患、消除祸害，没有比明确名分、使人们有组织更好的办法了。强者胁迫弱者，智者害怕愚者，民众违反上级，年少者欺凌年长者，不用德行来治理政事：这样一来，年老体弱的人就有无人供养的忧虑，而年轻力壮的人就有争夺的祸害了。劳作是人所厌恶的，功利是人所喜好的，如果职业没有名分：这样一来，人们就有生事惹祸的忧虑，而有争夺功利的祸害了。男女的结合，夫妇的名分，婚姻聘娶，送迎没有礼节：这样一来，人们就有失去配偶的忧虑，而有争夺美色的祸害了。所以智者要为人们制定名分。
使国家富足的办法是：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，并妥善储藏盈余。用礼来节制费用，用政事来使民众富裕。使民众富裕了，所以才有盈余。使民众富裕，民众就富足；民众富足，田地就肥沃而且得到治理；田地肥沃而且得到治理，出产的粮食就会成倍增长。君主按照法令来收取赋税，臣民按照礼来节制使用，盈余堆积如山，即使不时焚烧，也没有地方储藏了。君子哪里还会担心没有盈余呢？所以懂得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，就一定会有仁爱圣明贤良的名声，而且会有像山丘一样丰厚的积蓄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产生于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。不懂得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，民众就会贫穷；民众贫穷，田地就贫瘠而荒芜；田地贫瘠而荒芜，出产的粮食就不足一半；君主即使喜欢索取侵夺，得到的仍然很少。而如果有人不按礼节来节制使用，就一定会有贪图财利、搜刮民财的名声，而且会有国库空虚、百姓穷乏的实际后果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不懂得节省费用、使民众富裕。《康诰》说：“上天广泛地覆盖万物，依据德行来使自身富裕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礼，是用来区分贵贱的等级、长幼的差别，以及贫富、轻重都各有相应的标准。所以天子穿大红龙袍、戴冕冠，诸侯穿黑色龙袍、戴冕冠，大夫穿次一等的礼服、戴冕冠，士人穿皮弁服。德行必须与职位相称，职位必须与俸禄相称，俸禄必须与用途相称。从士以上，一定要用礼乐来节制他们；对于庶民百姓，一定要用法律政令来管制他们。丈量土地来建立国家，计算利益来养育民众，衡量人力来授予事务，使民众一定能胜任事务，事务一定能产生利益，利益足以养育民众，使百姓的衣食等各项开支与收入相抵，一定按时储藏盈余，这叫作符合法度。所以从天子到平民百姓，事情无论大小多少，都由此类推。所以说：“朝廷中没有侥幸得到的职位，民众中没有侥幸生存的人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减轻农田的赋税，平抑关卡市场的征税，减少商人的数量，少兴劳役，不侵占农时，这样国家就富足了。这就叫作用政事使民众富裕。
人的生存不能没有群体，群体而没有名分就会争夺，争夺就会混乱，混乱就会陷入困境。所以没有名分，是人的大害；有名分，是天下根本的利益；而君主，正是掌管名分的关键。所以赞美君主，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；使君主安定，就是安定天下的根本；尊重君主，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。古代的先王划分等级、区别差异，所以使人们有的美好，有的丑恶，有的丰厚，有的微薄，有的安逸快乐，有的辛苦劳累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奢侈华丽的声音，而是为了彰明仁爱的礼仪，贯通仁爱的秩序。所以制作雕刻、刻镂、礼服上的花纹，只求足以辨别贵贱而已，不求美观；制作钟鼓、管磬、琴瑟、竽笙等乐器，只求足以辨别吉凶、融合欢乐、确定和谐而已，不求其他；建造宫室、台榭，只求足以躲避干燥潮湿、涵养德行、辨别轻重而已，不求外表的华丽。《诗经》说：“雕琢它的花纹，金玉般的质地，勤勉不倦的君王，治理四方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至于追求色彩华丽的衣服来穿，追求多种美味来吃，积聚大量财物来支配，兼并天下而统治万民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奢侈放纵，本来就是为了主宰天下、治理万变、利用万物、养育万民、全面治理天下，没有比仁人更合适的了。所以他的智慧思虑足以治理天下，他的仁爱宽厚足以安定天下，他的道德声望足以教化天下。得到他，天下就安定；失去他，天下就混乱。百姓确实依赖他的智慧，所以争相为他劳苦来使他安逸，以保养他的智慧；确实赞美他的宽厚，所以为他出生入死来保护救助他，以保养他的宽厚；确实赞美他的德行，所以为他雕刻、刻镂、制作礼服花纹来装饰他，以保养他的德行。所以仁人在上位，百姓尊重他如天帝，亲近他如父母，为他出生入死而心甘情愿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他所肯定的确实美好，他所得到的确实伟大，他所带来的利益确实众多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我们拉车，我们赶牛，我们的行程已经完成，大概可以回去了吧！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所以说：君子依靠德行，小人依靠力气；力气，是德行的仆役。百姓的力气，依靠君子而后才有功效；百姓的群体，依靠君子而后才能和睦；百姓的财物，依靠君子而后才能积聚；百姓的地位，依靠君子而后才能安定；百姓的寿命，依靠君子而后才能长久。父子之间不依靠君子就不能亲近，兄弟之间不依靠君子就不能和顺，男女之间不依靠君子就不能欢爱。年少的人依靠君子才能成长，年老的人依靠君子才能得到供养。所以说：“天地生养万物，圣人成就万物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现在的世道却不是这样：加重对钱币的征收，来掠夺百姓的财物；加重农田的赋税，来掠夺百姓的粮食；苛刻关卡市场的征税，来阻挠百姓的贸易。还不止如此：又用算计、欺诈、权谋、颠覆等手段，来互相倾轧，使百姓衰败。百姓都清楚地知道这是污浊暴乱，将要导致极大的危亡。因此臣子有的弑杀君主，下级有的杀害上级，出卖城池，背弃节操，而不为君主效死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君主自己招来的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没有言语不得到回应，没有德行不得到报答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使天下都富足的办法在于明确名分：翻耕土地、整治田亩，除草种植谷物，多施粪肥使田地肥沃，这是农夫百姓的事情。把握农时、役使民众，推进生产、增长功效，使百姓和睦齐心，使人人不懒惰，这是将帅的事情。高处的田地不干旱，低处的田地不水涝，寒暑调和适度，五谷按时成熟，这是上天的事情。至于全面覆盖、全面爱护、全面治理天下，即使年成有凶灾水旱，也使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祸患，这是圣君贤相的事情。
墨子的言论明明白白地是为天下忧虑物资不足。其实物资不足并不是天下的公患，只是墨子个人的忧虑和过分的算计罢了。现在这片土地生长五谷，如果人们善于治理，那么每亩能产几盆粮食，一年可以收获两次。然后瓜、桃、枣、李，每棵树的果实要用盆来量；然后有辛味的蔬菜和上百种蔬菜，多到可以用沼泽来计量；然后六畜和各种禽兽，每一种都可以装满一车；鼋、鼍、鱼、鳖、鳅、鳝按时繁殖，每一种都可以成群；然后飞鸟、野鸭、大雁多如烟海；然后昆虫万物在其中生长，可以用来互相供养的食物，多得数不胜数。天地生长万物，本来就有盈余，足够用来供养人了；麻、葛、蚕丝，鸟兽的羽毛、牙齿、皮革，本来就有盈余，足够用来供人穿衣了。所以有余还是不足，并不是天下的公患，只是墨子个人的忧虑和过分的算计罢了。
天下的公患，是混乱造成的伤害。为什么不试着共同寻找造成混乱的人是谁呢？我认为墨子的“非乐”主张，会使天下混乱；墨子的“节用”主张，会使天下贫穷。这并不是故意诋毁他，而是他的学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如果墨子在上位拥有天下，或者在下位拥有一个国家，他就会局促不安地穿粗布衣服、吃恶劣食物，忧愁悲戚而反对音乐。像这样，生活就过于俭朴；过于俭朴，就不能满足欲望；不能满足欲望，赏赐就无法施行。如果墨子在上位拥有天下，或者在下位拥有一个国家，他就会减少随从人员，精简官职，崇尚功绩劳苦，与百姓分担事务，平均功劳。像这样，就没有威严；没有威严，刑罚就无法施行。赏赐无法施行，那么贤能的人就不能得到进用；刑罚无法施行，那么不贤的人就不能被罢退。贤能的人不能进用，不贤的人不能罢退，那么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不能得到适当的官职。像这样，万物就会失去适宜的安排，事变就会失去适当的应对，上失去天时，下失去地利，中失去人和，天下如同被火烧焦一般，墨子即使为此穿粗衣、系绳索，吃豆子、喝白水，又怎么能使天下富足呢？这已经砍伐了根本，枯竭了源泉，而使天下焦枯了。
所以古代的圣王和圣人做事不是这样：他们知道，作为君主，如果不用华美的装饰，就不能统一民众；如果不使民众富足丰厚，就不能管理下属；如果没有威严和强大，就不能禁止暴行、战胜凶悍。因此，他们一定要敲响大钟、击打鸣鼓、吹奏笙竽、弹拨琴瑟，来满足耳朵的享受；一定要雕刻花纹、绘制华丽的服饰图案，来满足眼睛的观赏；一定要准备牛羊猪狗肉、稻米高粱、各种美味芬芳的食物，来满足口腹的欲望。这样之后，再使民众众多，设置完备的官职，加重奖赏，严明刑罚，来警戒人们的心思。让天下所有的百姓都知道，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全在这里，所以奖赏能够实行；都知道他们所畏惧的东西全在这里，所以刑罚有威力。奖赏能实行，刑罚有威力，那么贤能的人就可以被提拔，不贤的人就可以被罢退，有能力和没有能力的人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官职。如果这样，万物就能各得其所，事情的变化就能应对得当，上能顺应天时，下能利用地利，中能获得人和，那么财物就会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，像江河大海一样浩瀚，像山丘一样堆积，即使不时焚烧，也没有地方储存。天下哪里还用担忧财物不足呢？所以，如果儒家的学说真正实行，那么天下就会广大而富足，役使民众而能收到功效，敲钟击鼓而和谐融洽。《诗经》说：“钟鼓之声喤喤，管磬之声玱玱，上天降下福禄众多，福禄盛大，威仪反复。既已醉酒饱德，福禄就会反复降临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，如果墨家的学说真正实行，那么天下就会崇尚节俭而更加贫穷，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，劳苦困顿，却更加没有功效，忧愁悲伤而不快乐，而天天不和谐。《诗经》说：“上天正在降下灾祸，死亡祸乱很多，民众没有好话，却不知惩戒嗟叹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放下事业去保养民众，安抚他们，爱护他们，冬天为他们准备稠粥，夏天为他们准备瓜果麦饭，以此苟且取得一时的赞誉，这是苟且之道。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民的赞誉，但不是长久之道；事情一定不能成功，功业一定不能建立，这是奸邪的治理方式。急躁地抓住时机役使民众，推进事业增长功绩，轻视诋毁和赞誉，安于失去民心，事情虽然推进了，但百姓却痛恨他，这又是偏颇的做法。这样搞垮败坏，最终必然没有功绩。所以，放下事业去博取声誉，是不可以的；为了成就功业而忘记民众，也是不可以的。这些都是奸邪之道。
所以古人做事不是这样：他们役使民众，夏天不让他们中暑，冬天不让他们受冻，紧急时不会伤害体力，舒缓时不会耽误农时，事情成功、功业建立，上下都富足；而百姓都爱戴他们的君主，人民归附他如同水流一样，亲近他如同父母一样欢喜，为他出生入死也心甘情愿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忠信、和谐、公正达到了极点。所以作为统治民众的国君，如果想赶上时机成就功业，那么用和谐宽缓的方法，比急迫行事更快；用忠信公正的方法，比赏赐更使人喜悦；必须先修正自身，然后慢慢要求别人，这样比刑罚更有威严。这三种德行如果国君真正具备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像影子一样跟随、像回声一样响应，即使想不显明通达，又怎么可能呢？《尚书》说：“君主非常英明而服众，民众就会勤勉努力，和谐而迅速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所以，不进行教育就诛杀，那么刑罚虽多而邪恶仍然不能制止；只教育而不诛杀，那么奸邪之人就得不到惩戒；只诛杀而不奖赏，那么勤奋努力的人就得不到鼓励；诛杀和奖赏不合情理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疑惑，风俗险恶，百姓就不能统一。所以先王彰明礼义来统一民心，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，崇尚贤能使用人才来安排次序，用爵位服饰和庆赏来反复强调，根据时节安排事务，减轻百姓的负担，来调节均衡，广泛地覆盖一切，抚养他们成长，如同保护婴儿一样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奸邪之事就不会发生，盗贼就不会出现，而向善的人就会受到鼓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方法平易，他们的防范坚固，他们的政令统一，他们的防界明确。所以说：上面统一，下面就会统一；上面不统一，下面就会不统一。譬如草木的枝叶，一定和树根同类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不给予利益却想利用他们，不如先给予利益再利用他们更有利。不爱护他们却使用他们，不如先爱护他们再使用他们更有功效。先给予利益再利用他们，不如给予利益而不利用他们更有利。先爱护他们再使用他们，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功效。给予利益而不利用，爱护而不使用，这是能取得天下的人。先给予利益再利用，先爱护再使用，这是能保住国家的人。不给予利益却利用，不爱护却使用，这是会使国家危险的人。
观察国家的治理好坏，到了边境就能初见端倪。如果边境上的哨所和巡逻队伍交错复杂，边境关卡的管理十分苛刻，这就是混乱的国家了。进入境内，如果田地荒芜，城邑破败，这就是贪婪的君主了。观察朝廷，如果显贵的人不贤能；观察官职，如果管理的人没有能力；观察君主身边宠幸的人，如果被信任的人不诚实，这就是昏庸的君主了。凡是君主、宰相、臣子、百官之类，对于财货的收取和给予的计算，非常熟悉而且苛察；对于礼义的制度，却愚昧疏忽怠慢，这就是耻辱的国家了。如果农民乐于耕种，战士安于危难，百官喜好法令，朝廷崇尚礼义，卿相协调议论，这就是治理得好的国家了。观察朝廷，如果显贵的人贤能；观察官职，如果管理的人有能力；观察君主身边宠幸的人，如果被信任的人诚实，这就是英明的君主了。凡是君主、宰相、臣子、百官之类，对于财货的收取和给予的计算，宽厚简便；对于礼义的制度，严谨认真而且详察，这就是荣耀的国家了。贤能相等时，亲近的人先显贵；能力相同时，故交旧友先做官。他的臣下百官，污浊的人都转化为廉洁，凶悍的人都转化为谨慎，急躁的人都转化为诚实，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绩了。
观察国家的强弱贫富是有征兆的：君主不崇尚礼义，兵力就弱；君主不爱护民众，兵力就弱；已经答应的话却不守信，兵力就弱；奖赏不能遍及，兵力就弱；将帅没有能力，兵力就弱。君主好大喜功，国家就贫穷；君主好利，国家就贫穷；士大夫太多，国家就贫穷；工匠商人太多，国家就贫穷；没有制度规格和度量标准，国家就贫穷。下面贫穷，上面就贫穷；下面富足，上面就富足。所以田野和乡郊，是财物的根本；地窖和粮仓，是财物的末节。百姓顺应天时，事业有条不紊，是财货的源泉；按等级征收赋税和府库储存，是财货的支流。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谨慎地保养和谐，节制支流，开辟源泉，并且时时斟酌调整。广泛地使天下一定有盈余，而君主不必忧虑不足。这样，上下都富足，财物多得没有地方储存。这就是懂得国家理财的最高原则了。所以大禹时十年水灾，商汤时七年旱灾，而天下没有面带菜色的人，十年之后，谷物又成熟了，而旧有的积蓄还有剩余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懂得了本末、源流的道理。所以田野荒芜而粮仓充实，百姓空虚而府库满盈，这就叫做国家倾覆。砍断根本，竭尽源泉，而把财物都聚积到末节上，然而君主和宰相却不知道厌恶这种做法，那么国家的倾覆灭亡就立刻可以等到了。用整个国家来供养他，却还不能容下他自身，这就叫做极度的贫穷，这是愚昧君主的极致。本想获取财富却丧失了国家，本想获取利益却危害了自身，古代有上万个国家，现在只有十几个了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他们失去国家的方式是一样的。统治民众的君主也可以觉悟了。方圆百里的国家，也足以独立存在了。
凡是攻打别国的人，不是为了名声，就是为了利益；不然就是出于愤怒。仁人治理国家，会修养心志，端正自身行为，推崇崇高，做到忠信，完善礼仪法度。平民百姓如果真能做到这样，那么即使处在偏僻的巷子和破漏的屋子里，王公贵族也不能和他争名声；如果把国家委托给他，那么天下没有人能埋没他。如果这样，那么追求名声的人就不会来攻打。仁人会开辟田野，充实粮仓，完善战备，上下同心，三军协力，如果敌人要远征或激烈作战，那是不可能的；境内的城防坚固；看准机会，迎击敌军，俘虏敌将，如同拔取蒲草一样容易。敌人即使得到了什么，也不足以医治创伤弥补失败。敌人爱惜自己的军队，畏惧自己的仇敌，如果这样，那么追求利益的人就不会来攻打。仁人会修明大国小国、强国弱国之间的道义，谨慎地对待，礼仪将非常完备，玉器将非常硕大，财物将非常丰厚，用来取悦对方的，一定是文雅善辩的君子。对方如果还有人的心意，谁能对此产生愤怒呢？如果这样，那么出于愤怒的人就不会来攻打。追求名声的人不来攻，追求利益的人不来攻，出于愤怒的人不来攻，那么国家就会比磐石还安稳，比翼宿和箕宿的寿命还长久。别人都混乱，只有我治理得好；别人都危险，只有我安稳；别人都丧失一切，我却起来治理天下。所以仁人治理国家，不只是能保住自己已有的，还将兼并别人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善人君子，他的仪容没有差错；他的仪容没有差错，就能匡正四方各国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治理国家的难易问题：侍奉强暴的国家困难，让强暴的国家来侍奉自己就容易。用财宝货物去侍奉它，那么财宝货物会用尽，而邦交却不能缔结；用盟约誓言来约定，那么约定好了却很快就会背叛；割让国家的一点点土地去贿赂它，那么割让完了而它的欲望却没有满足。侍奉它越频繁，它侵夺别人就越厉害，一定要到财物用尽、国家全部割让才罢休。即使左边有尧、右边有舜，也没有谁能用这种办法得以幸免的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好像让一个少女怀里抱着宝珠，佩戴着宝玉，背上背着黄金，却碰上了山中的强盗，即使她做出逢蒙（古代善射者，此处指侧目而视、不敢正视的样子）那样不敢正视的样子，弯腰屈膝，像家中的奴妾一样侍奉，仍然不能免于祸害。所以，如果没有统一人民的办法，只是用烦琐的礼仪、恭敬的拜请、畏惧地侍奉，那是不足以保全国家、安顿自身的。所以英明的君主不采用这种办法。他一定要修治礼制来整顿朝廷，端正法律来整顿官吏，公平政治来整顿民众；这样之后，朝廷上一切节奏秩序都整齐了，官府中各种事务都整齐了，民众在下面也整齐了。像这样，那么近处的人争相来亲近，远方的人表达仰慕，上下同心，三军协力，名声足以像烈日一样威慑他们，威势力量足以像鞭子一样击打他们，只要拱手作揖、挥手指挥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奔走听命的，打个比方，这就好像大力士乌获和矮人焦侥搏斗一样。所以说：侍奉强暴的国家困难，让强暴的国家来侍奉自己就容易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