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纪二十六

《资治通鉴》第034卷

【汉纪二十六】 起柔兆执徐（丙辰年），尽著雍敦牂（戊午年），共三年。

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（丙辰，公元前五年）

春季，正月，有彗星出现在牵牛星附近。

丁氏、傅氏宗族骄横奢侈，都嫉妒傅喜的恭敬节俭。此外，傅太后想要谋求尊号，与成帝的母亲同等尊贵；傅喜与孔光、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行。皇帝既难以违背大臣们的正确议论，又在内受傅太后逼迫，犹豫不决好几年。傅太后大怒，皇帝不得已，先免去师丹的官职来触动傅喜。傅喜始终不顺从。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，共同谋划成就尊号的事，多次在私下觐见，呈上密封奏章，诋毁傅喜和孔光。丁丑日，皇帝于是下策书免去傅喜的官职，让他以侯爵身份回到封地。

御史大夫的官职既然被废除，议论的人大多认为古今制度不同，汉朝从天子的称号往下到佐史，都与古代不同，却唯独改变三公的官职，职责难以分明，对治理乱世没有益处。于是朱博上奏说：“旧例：选拔郡国守相中政绩优异者为中二千石，选拔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，任职者再升任丞相；官位次序有先后，这是用来尊崇圣德、重视国相的。如今中二千石没有经过御史大夫的职位就直接担任丞相，权力太轻，这不是用来重视国政的办法。臣愚昧地认为大司空的官职可以废除，重新设置御史大夫，遵循旧的制度。臣愿意尽力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做百官的表率！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夏季，四月，戊午日，改任朱博为御史大夫。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、卫将军，设置官属；大司马的加衔按照旧例。

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、御史大夫说：“高武侯傅喜依附臣下、欺骗主上，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，违抗命令、毁坏宗族，不应当再享受朝请的待遇，让他回到封地去。”

丞相孔光，自从先帝时期讨论继承人选时，就有意见分歧的嫌隙，又严重违背了傅太后的旨意。因此傅氏家族在位的人与朱博内外勾结，共同诋毁诬陷孔光。乙亥日，下策书免去孔光的官职，贬为平民。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，封为阳乡侯；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。就在他们登殿接受策命时，有大声音像钟鸣一样，殿中的郎官和殿阶上的侍从都听到了。皇帝以此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和李寻。李寻回答说：“这是《洪范》中所说的鼓妖。根据师法，认为君主不聪慧，被众人迷惑，空有虚名的人得以进用，就会有声音而没有形状，不知道从哪里产生。它的《传》说：‘在岁、月、日的中时，就由正卿承受灾祸。’现在在四月的辰时、巳时出现异常，这正是中时。正卿，指的是执政大臣。应该罢免丞相、御史，来顺应上天的变异。即使不罢免，不出一年，那个人自己会遭受灾祸。”扬雄也认为：“鼓妖，是听觉失常的征兆。朱博为人刚强坚毅，多有权谋，适合做将军而不适合做丞相，恐怕会有凶恶急暴的怒气。”皇帝没有听从。

朱博担任丞相后，皇帝于是采纳他的建议，下诏说：“定陶共皇的称号，不应再称定陶。尊共皇太后为帝太太后，称永信宫；共皇后为帝太后，称中安宫；为共皇在京城建立寝庙，比照宣帝的父亲悼皇考的规格。”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、太仆，俸禄都是中二千石。傅太后获得尊号之后，更加骄横，与太皇太后说话，甚至称她为“老太婆”。当时丁氏、傅氏在一两年间突然兴起，极为强盛，担任公卿列侯的人很多。但皇帝不太给他们权势，不像王氏在成帝时期那样。

丞相朱博、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：“先前高昌侯董宏，首先提出尊号的建议，却被关内侯师丹弹劾，被免为平民。当时天下正有丧事，政务委托给师丹，师丹不深入思考褒扬推广尊号的意义，却妄加议论，贬抑尊号，亏损孝道，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！陛下仁德圣明，明确确定了尊号，董宏因忠孝重新受封为高昌侯；师丹的罪恶悖逆显著暴露，即使蒙受赦令，也不应拥有爵位封地，请求将他免为平民。”奏章被批准。又上奏说：“新都侯王莽先前担任大司马，不推广尊崇尊者的道义，反而贬抑尊号，亏损孝道，应当被公开处死。幸蒙赦令，不应拥有爵位封地，请求将他免为平民。”皇帝说：“因为王莽与太皇太后有亲属关系，不要免去，让他回封地去。”至于平阿侯王仁藏匿赵昭仪的亲属，也都让他们回封地去。

天下很多人认为王氏冤枉。谏大夫杨宣上密封奏章说：“孝成皇帝深念宗庙的重要，称述陛下的至德来继承上天的秩序，圣明的决策深远，恩德极为深厚。想到先帝的心意，难道不想以陛下代替自己，侍奉东宫（指太皇太后）吗！太皇太后年已七十，多次经历忧伤，下令让亲属退让来避开丁、傅两家，连路上的行人都为此落泪，何况陛下！当时登高远望，难道独自面对延陵（成帝陵墓）不惭愧吗！”皇帝深为他的话所感动，又封成都侯王商的次子王邑为成都侯。

朱博又上奏说：“汉朝旧例，设置部刺史，品级低而赏赐厚，都劝勉功业、乐于进取。先前废除刺史，改设州牧，俸禄为真二千石，地位次于九卿；九卿空缺时，用政绩优异者补充；其中才能中等的就只求自守而已。恐怕功绩会逐渐衰落，奸邪违法之事不能禁止。臣请求废除州牧，仍照旧设置刺史。”皇帝听从了他。六月，庚申日，帝太后丁氏去世，下诏将她送回定陶共皇的陵园安葬，征发陈留、济阴等邻近郡国的五万人挖掘墓穴、覆土。

当初，成帝时，齐地人甘忠可伪造《天官历》《包元太平经》十二卷，说汉家遭遇天地的大终结，应当重新承受天命，并用此教导渤海人夏贺良等人。中垒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，欺骗主上、迷惑众人；被关进监狱，审理服罪；尚未判决，病死了。夏贺良等人又私下互相传授。皇帝即位后，司隶校尉解光、骑都尉李寻报告夏贺良等人，他们都在黄门待诏。多次被召见，陈说“汉朝历运中途衰落，应当重新承受天命。成帝不响应天命，所以断绝后嗣。如今陛下长期患病，变异屡次出现，这是上天用来告诫人的。应当赶快改换年号、更改称号，才能延年益寿，生下皇子，灾异平息。如果得到天道却不实行，灾祸将无所不有，洪水将要出现，火灾将要兴起，涤荡百姓。”皇帝长期卧病，希望有所益处，于是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建议，下诏大赦天下，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，号称“陈圣刘太平皇帝”，漏刻改为一百二十刻为一昼夜。

秋季，七月，在渭城西北原上的永陵亭部修建初陵，不迁徙郡国的百姓。

皇帝改号一个多月后，卧病依然如故。夏贺良等人又想胡乱改变政事，大臣们争相认为不能允许。夏贺良等人上奏说：“大臣们都不知天命，应当罢免丞相、御史，用解光、李寻辅政。”皇帝认为他们的话没有应验，八月，下诏说：“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换年号、更改称号，增加漏刻，可以使国家永久安定。朕信道不坚定，错误地听从了他们的话，希望为百姓求得福祉，最终没有好的应验。有过错而不改正，那就真是过错了！六月甲子日的诏书，除赦令外，全部废除。夏贺良等人违背正道、迷惑众人，奸邪情状应当彻底追究。”将他们全部关进监狱，处死。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，流放到敦煌郡。

皇帝因为卧病，又恢复了前代所曾兴建的各类神祠共七百多所，一年祭祀三万七千次。

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，派孔乡侯傅晏暗示丞相朱博让他上奏请求免去傅喜的侯爵。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此事，赵玄说：“事情先前已经裁决，恐怕不合适吧？”朱博说：“已经答应孔乡侯了。普通人相互约定，尚且以死相报，何况是至尊！我只有一死罢了！”赵玄当即同意。朱博厌恶单独弹劾傅喜，因为前任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先前也因罪过被免职回到封地，事情与傅喜相似，于是一并上奏：“傅喜、何武先前在位时，都对治理没有益处，虽然已被罢免，但爵位封地，也不是他们应当拥有的。都请求将他们免为平民。”皇帝知道傅太后一向怨恨傅喜，怀疑朱博、赵玄是秉承她的旨意，就召见赵玄到尚书处询问情况，赵玄认罪服罪。下诏：“左将军彭宣与中朝官员共同审讯”，彭宣等人上奏弹劾“朱博、赵玄、傅晏都大逆不道、不敬，请求将他们召到廷尉诏狱”。皇帝将赵玄的死罪减三等；削去傅晏封地的四分之一；派谒者持符节召丞相到廷尉处，朱博自杀，封国被撤销。

九月，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；冬季，十月，甲寅日，升任平当为丞相；因为正值冬季的缘故，暂且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。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。

皇帝想让丁氏、傅氏的人担任武官，这一年，下策书免去左将军淮阳人彭宣的官职，让他以关内侯身份回家，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代替他为左将军。

乌孙的卑爰疐侵犯掠夺匈奴西界，单于派兵攻击他，杀了几百人，抢掠了一千多人，驱赶牛畜离去。卑爰疐害怕，派儿子趋逯到匈奴当人质，单于接受了，并把情况上报。汉朝派使者责备单于，命令他归还卑爰疐的人质。单于接受诏令，把人质送了回去。

孝哀皇帝中建平三年（丁巳，公元前四年）

春季，正月，立广德夷王的弟弟广汉为广平王。

癸卯日，帝太太后所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。

皇上派使者召见丞相平当，想封他爵位。平当病重，没有应召。家里人有的对平当说：“难道不能勉强起来接受侯印，为子孙打算吗？”平当说：“我身居高位，已经辜负了白吃饭不干事的责备了。如果起来接受侯印，回家躺下就死，死了也有余罪。现在不起来的原因，正是为了子孙啊！”于是上书请求退休，皇上没有批准。三月，己酉日，平当去世。

有彗星出现在河鼓星附近。

夏季，四月，丁酉日，任命王嘉为丞相，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。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。王嘉因为当时政事苛刻急迫，郡国守相屡次变动，于是上疏说：“我听说圣明君王的功绩在于得到人才。孔子说：‘人才难得，不正是这样吗！’所以继承世业、分封诸侯，是效法贤人。虽然不能完全贤明，天子为他们选择臣子、任命命卿来辅佐他们。居住在这个国家，累世受到尊重，然后士人百姓才会归附。因此教化得以推行，治理的功业得以建立。如今的郡守比古代的诸侯还重要，过去精心选拔贤才，贤才难以得到，提拔可任用的人，有的竟从囚徒中起用。从前魏尚因事获罪，汉文帝被冯唐的话感动，派使者拿着符节赦免他的罪过，任命他为云中太守，匈奴因此畏惧他。汉武帝从刑徒中提拔韩安国，任命他为梁国内史，宗室骨肉因此得以安定。张敞担任京兆尹，有罪应当免官，狡猾的官吏知道后便冒犯张敞，张敞逮捕并杀了他，他的家人自称冤枉，使者复查案件，弹劾张敞故意杀人，皇上下令逮捕，张敞却正好遇赦免罪；逃亡了十几天，汉宣帝征召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，最终得到了他的效用。前代并不是偏爱这三个人，而是贪图他们的才能器识有益于国家。汉文帝时，做官的官吏有的把子孙养育成人，以官职为姓氏，仓氏、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；那些二千石级别的长官也安于官位、乐于职守，然后上下互相观望，没有苟且应付的心思。后来渐渐发生变化，公卿以下相互催促急迫，又多次更改政事，司隶、部刺史检举弹劾苛刻琐细，揭发隐私，官吏有的任职几个月就被罢退，送旧迎新，交错于道路。中等才能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，下等才能的人心怀危惧、内顾私利，一切只为自己谋利的人很多。二千石官员更加被轻视贱视，吏民轻慢他们，有的抓住他们的小过失，添油加醋地构成罪名，向刺史、司隶报告，或者上书告发他们。百姓知道他们容易动摇，稍微失意就有背叛之心。从前山阳郡逃亡的罪犯苏令等横行，官吏将士面临危难，没有人肯坚守节操、为义而死，这是因为守、相的权威平时已被剥夺。孝成皇帝对此感到后悔，下诏书说，二千石官员不因为是故意纵容而治罪，并派使者赐给黄金，安抚厚待他们，实在是认为国家有急事时，要依靠二千石官员来办理；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、不易动摇，才能指挥下属。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，有奏章弹劾的事情就留在宫中，遇到大赦就一并解除。旧例：尚书很少下发奏章，因为会烦扰百姓，验证审讯，有的死在狱中，奏章文字必须有‘敢告之’字样才下发。希望陛下留心选择贤才，记住善行、忘记过失，宽容臣子，不要要求他们十全十美。二千石、部刺史、三辅县令中有才能胜任职务的人，人情不可能没有过错偏差，应当可以宽大处理，让尽力的人有所鼓励。这是当前的要务，对国家有利。从前苏令事件发生时，想派大夫前往追查情况，当时现任大夫中没有可派的人，就召见盩厔县令尹逢，任命他为谏大夫派去。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能的人很少，应当预先培养可以造就的人，那么士人就会赴难而不吝惜生命。事到临头才匆忙寻求，这不是用来彰明朝廷的做法。”王嘉于是推荐儒生公孙光、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吏萧咸、薛修等人，都是从前有名望的二千石官员，天子采纳并任用了他们。

六月，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闵为王。

皇上因卧病未愈，冬季，十一月，壬子日，命令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畤、汾阴后土祠，废除南、北郊祭祀。皇上也不能亲自到甘泉、河东，就派有关部门行事而举行祭祀礼仪。

无盐县的危山有土自己隆起覆盖杂草，形状像驰道；又有，瓠山的石头转动竖立起来。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谒亲自到石头所在处祭祀，把石头雕琢成瓠山竖立的石头模样，束扎倍草，一起祭祀。河内人息夫躬、长安人孙宠一起谋划共同告发这件事，说：“这是获取封侯的计策。”于是和中郎谷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奏非常事件，告发了他们。当时皇上正在生病，对很多事情都很厌恶，把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，逮捕王后谒下狱审讯；她服罪说：“祭祀诅咒皇上，为刘云祈求成为天子，认为石头竖立，是宣帝兴起的征兆。”有关部门请求诛杀东平王，皇上下诏，废黜王爵，流放房陵。刘云自杀，王谒和她的舅舅伍宏以及成帝的舅舅安成共侯夫人放，都被处死并弃市。事情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，被降职为大司农。提拔孙宠为南阳太守，谷师谭为颍川都尉，宋弘、息夫躬都担任光禄大夫、左曹、给事中。

孝哀皇帝中建平四年（戊午，公元前三年）

春季，正月，大旱。

关东的百姓无缘无故惊慌奔走，拿着禾秆或麻秆一根，互相传递，说是行西王母筹，在道路上相遇，多到上千人，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，有的夜里砍断门闩，有的翻墙进入，有的乘车骑马奔驰，通过驿站传行，经历二十六个郡国到达京城，无法禁止。百姓又在里巷田间聚会，铺设博具，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，直到秋天才停止。

皇上想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、光禄大夫傅商为侯，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劝谏说：“孝成皇帝封了亲舅舅五人侯爵，天出现赤黄色，白天昏暗，太阳中有黑气。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，高武侯以三公身份受封，尚且还有缘由。如今无缘无故又想封傅商，败坏扰乱了制度，违背天人之心，不是傅氏的福气！我愿意用生命来承担国家的灾祸！”郑崇于是拿着诏书案站起来。傅太后大怒说：“哪有做天子的反而被一个臣子专权控制呢！”

二月，癸卯日，皇上于是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。

驸马都尉、侍中云阳人董贤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外出就同乘一车，入宫就侍奉左右，赏赐累计巨万，贵宠震动朝廷。他经常和皇上同卧同起。曾经白天睡觉，身体压住了皇上的衣袖，皇上想起床，董贤还没醒，皇上不想惊动董贤，就割断衣袖起了床。又下诏让董贤的妻子能够凭名籍进入殿中，住在董贤的住所。又召董贤的妹妹进宫封为昭仪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昭仪和董贤以及他的妻子早晚侍奉，一同在皇上左右。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，赐爵关内侯。下诏让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阙下建造大宅第，有前后重殿，门户相通，土木工程，穷尽技巧。赐给武库中的禁兵，以及尚方署中的珍宝。那些选拔的精品都在董家，而皇上所用的反而是次品。甚至东园署的秘器、珠襦、玉柙，也预先赐给董贤，无不齐备。又命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义陵旁边修建坟墓，内设便房，用刚柏做题凑，外修巡察道路，围墙长达数里，门阙和罘罳非常壮观。

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皇上，因此大大得罪，多次因职事受到责备；他生了颈痈，想请求退休，又不敢。尚书令赵昌谄媚奸佞，一向忌恨郑崇；知道他被皇上疏远，于是上奏说“郑崇与宗族往来，怀疑有奸邪，请求查办。”皇上责备郑崇说：“你家门前像集市一样人来人往，凭什么想要约束主上？”郑崇回答说：“我家门前像集市，我心像水一样清澈。希望得到查证！”皇上发怒，把郑崇关进监狱。司隶孙宝上书说：“查尚书令赵昌上奏弹劾仆射郑崇一案，经复审拷问，将要被打死，始终没有一句供词，路上行人都替他喊冤。怀疑赵昌与郑崇之间有细微的嫌隙，便逐渐加以诬陷。自宫禁机要的近臣，蒙受冤屈被谗害，亏损国家，造成的诽谤不小。我请求审理赵昌来平息众人的愤怒。”奏书呈上，皇上下诏说：“司隶孙宝依附下属欺骗主上，在春季进行诋毁欺诈，遂行他的奸邪之心，是国家的贼子。免去孙宝官职，贬为庶人。”郑崇最终死在狱中。

二月，丁卯日，诸吏、散骑、光禄勋贾延担任御史大夫。

皇帝想要封董贤为侯爵，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侍中傅嘉劝皇帝把息夫躬、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原始奏章加以整理，删去宋弘的名字，改为说是通过董贤上报的，想以此作为董贤的功劳封他为侯。于是先赐给董贤、息夫躬、孙宠三人关内侯的爵位。不久，皇帝想要正式封董贤等人为侯，但心里顾忌丞相王嘉，就先派孔乡侯傅晏拿着诏书给丞相和御史看。这时王嘉和御史大夫贾延联名呈上密封的奏章说：“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刚被赐爵时，众人议论纷纷，都说董贤显贵，其他两人也一起蒙恩，至今流言仍没有平息。陛下对董贤等人施以无限的仁恩，应当公开董贤等人当初告发的奏章原文，召集公卿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进行广泛咨询，考察古今事例，明确其正当性，然后再加封爵位和土地；否则，恐怕会大大失去民心，天下人都会伸长脖子议论。公开评议这件事，一定会有认为应当封爵的意见，关键在于陛下如何采纳；天下人即使不高兴，责任也会有人分担，不会只落到陛下一个人身上。以前定陵侯淳于长初次受封时，这件事也曾被议论，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受封；后来众人把过错归咎于谷永，先帝并没有独自承受讥讽。我们王嘉、贾延，才能低劣不称职，死有余辜，明知顺从陛下的旨意不会触怒，可以暂时保全自身。之所以不敢这样做，是为了报答陛下深厚的恩德。”皇帝迫不得已，暂时停止了封爵的事。

夏季，六月，尊称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。

秋季，八月辛卯日，皇帝下诏严厉责备公卿大臣说：“从前楚国有了子玉得臣，晋文公为此坐卧不安；近代的事情，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。现在东平王刘云等人竟然有图谋弑君、叛逆作乱的阴谋，这是因为公卿大臣这些辅佐之臣不能尽心竭力、努力明察以消除祸患于未萌的缘故。仰赖宗庙的神灵，侍中、驸马都尉董贤等人察觉并上报，使他们全部伏法。《尚书》不是说：‘用恩德彰明他们的善行。’现在封董贤为高安侯，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，左曹、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，赐右师谭关内侯的爵位。”又封傅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郑恽的儿子郑业为阳信侯。息夫躬得到亲近后，多次进见谈论政事，议论时无所避讳，上疏逐一诋毁公卿大臣。众人害怕他的口舌，见到他都侧目而视。

皇帝派中黄门调发武库的兵器，前后十批，送到董贤和皇帝乳母王阿的住所。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：“武库的兵器，是天下的公用品。国家的武器装备，修造制作，都由大司农的钱支付。大司农的钱，即使是皇帝的车驾也不用来供给日常供养；供养和赏赐，一律从少府支出。这是因为不把国家根本的储备用于末节的开支，不把百姓的财力用于浮华的费用，分别公私，以示正道。古时候诸侯和方伯能够专权征伐，才赐给斧钺；汉朝的边境官吏负责抵御敌寇，也赐给武库的兵器，都是承担了职责然后才蒙受赏赐。《春秋》的大义，是私家不能收藏铠甲，这是为了抑制臣子的威权，削弱私人的力量。现在董贤等人不过是善于逢迎的弄臣，陛下以私恩赏赐给微贱的妾室，却把天下公用的兵器送给他们私人的家门，取用国家的威严武器，供给他们私家装备，百姓的财力分给弄臣，武库的兵器配备给微贱的妾室，这种安排不合制度，只会助长骄纵僭越，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做法。孔子说：‘怎么能取用三家庙堂的器物！’我请求收回武库的兵器。”皇帝很不高兴。不久，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购买执金吾的官婢八人，毋将隆上奏说：“买价太低，请求重新评定合理的价格。”皇帝于是下诏给丞相、御史说：“毋将隆位列九卿，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，反而上奏请求与永信宫争论价格高低，有伤教化，败坏风俗。因为毋将隆以前有安定国家的言论，把他降职为沛郡都尉。”当初，汉成帝末年，毋将隆任谏大夫，曾经上密封奏章说：“古代选拔诸侯入朝担任公卿，是为了褒扬功德，应当征召定陶王让他住在京城的官邸，以镇抚天下。”所以皇帝想起他的话而宽恕了他。

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：“我看到孝成皇帝时，外戚把持大权，人人援引自己的亲信来充斥朝廷，阻塞贤人进身的道路，污浊混乱天下，奢侈无度，使百姓穷困，因此日食出现近十次，彗星四次出现。这些危亡的征兆，是陛下亲眼所见的；现在为什么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呢！

“现在百姓有七种流亡的灾祸：阴阳不和，水旱成灾，这是第一种；官府征收繁重，更赋租税不断，这是第二种；贪官污吏侵占公物，收受贿赂不止，这是第三种；豪强大族，蚕食百姓没有止境，这是第四种；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，耽误农桑时节，这是第五种；部落里鼓声一响，男女老少都要去拦截追捕，这是第六种；盗贼劫掠，夺取百姓财物，这是第七种。七种流亡的灾祸尚且不说，还有七种致死的灾难：酷吏殴打致死，这是第一种；审理案件严酷苛刻，这是第二种；冤枉陷害无辜的人，这是第三种；盗贼横行肆虐，这是第四种；仇怨相互残杀，这是第五种；年成不好饥饿而死，这是第六种；时令疫病流行，这是第七种。百姓有七种流亡的灾祸却没有一样收获，想要国家安定，实在困难；百姓有七种致死的灾难却没有一丝生机，想要刑罚搁置不用，实在困难。这难道不是公卿、郡守、诸侯相贪婪残暴形成风气所导致的吗？群臣有幸身居高位，享受厚禄，难道有肯对百姓施加怜悯、帮助陛下推行教化的吗？他们的心思只在经营私家、款待宾客、谋求奸利罢了。他们把苟且容身、曲意顺从当作贤能，把拱手沉默、空享俸禄当作智慧，认为像我鲍宣这样的人是愚蠢的。陛下从山野之中提拔我，确实希望我有一丝一毫的用处，难道只是想要让我享受美食、居于高位、住进深宅大院吗！

“天下，是皇天的天下。陛下上为皇天之子，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，替上天养育万民，看待百姓应当一视同仁，符合《尸鸠》这首诗的意旨。现在贫苦百姓连野菜都吃不饱，衣服又破烂不堪，父子、夫妇都不能相互保全，实在令人心酸落泪。陛下不加以拯救，他们将到哪里去归附性命呢！为什么偏偏只私养外戚和宠臣董贤，大量赏赐，动辄数以万计，使他们的奴仆、宾客把酒当作水，把肉当作豆叶，连奴仆童儿都因此致富，这不符合天意啊。

“至于汝昌侯傅商，没有功劳却被封爵。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，而是天下的官爵。陛下选取的人并不称职，封的官职并非合适的人选，却希望上天高兴、百姓服从，难道不困难吗！方阳侯孙宠、宜陵侯息夫躬，他们的辩才能够蛊惑众人，强悍足以独断专行，是奸人中的雄杰，迷惑世道最为严重的人，应当及时罢免斥退。至于那些年幼不懂经术的外戚子弟，都应当让他们停职，去跟从老师学习。应当紧急征召原大司马傅喜，让他统领外戚事务。原大司空何武、师丹，原丞相孔光，原左将军彭宣，他们都经过博士传授经学，官位都曾位列三公；龚胜任司直，各郡国都能谨慎选拔举荐人才；这些人可以委以重任。陛下以前因为一时小不满而罢免了何武等人，天下人都感到失望。陛下尚且能容忍很多没有功德的人，难道就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？治理天下的人，应当以天下人的心为自己的心，不能只凭自己专断快意而已。”鲍宣的话虽然尖刻直率，但皇帝因为他是知名儒生，就宽容了他。

匈奴单于上书，希望在五年时来朝见。当时皇帝正在生病，有人说：“匈奴从上游来，有厌胜人的意思；从黄龙、竟宁年间以来，单于来朝见中国，总是有大变故。”皇帝因此感到为难，向公卿询问，他们也认为会白白耗费国库钱财，可以暂且不答应。单于的使者告辞离去，还没出发，黄门郎扬雄上书劝谏说：“我听说《六经》的治理，贵在未乱之前；兵家的胜利，贵在未战之时；这两者都很微妙，然而却是大事的根本，不可不考察清楚。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，国家不答应而辞退他，我愚昧地认为汉朝和匈奴从此会产生嫌隙。匈奴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、三王不能制服的，不可以让他们产生嫌隙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我不敢远引古事，请允许我引用秦朝以来的事例来说明：凭借秦始皇的强盛、蒙恬的威势，尚且不敢窥伺西河，于是修筑长城来划分边界。恰逢汉朝初年兴起，凭高帝的威灵，三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，当时奇谋之士、谋略之臣很多，最终他们得以脱身的原因，世人无法得知。还有高皇后时，匈奴悖逆傲慢，大臣用权诈的书信送给他们，然后才得以解围。到孝文帝时，匈奴侵犯暴掠北方边境，侦察骑兵到达雍县甘泉宫，京城大为惊骇，出动三位将军驻屯在细柳、棘门、霸上来防备他们，几个月后才撤兵。孝武帝即位，设下马邑的计谋，想引诱匈奴，只是白白耗费钱财、劳苦军队，连一个敌虏都没见到，何况单于的面容呢！那之后深深考虑社稷大计，规划宏大的万世之策，于是大举出动数十万军队，派卫青、霍去病率兵，前后十多年，于是渡过西河，越过沙漠，攻破寘颜山，袭击王庭，穷尽他们的地域，追逐败逃之敌，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，在姑衍山祭地，到达瀚海，俘虏名王、贵人上百人。从此以后，匈奴震惊恐惧，更加要求和亲，然而不肯称臣。再说前代难道乐于倾尽无尽的费用，役使无罪的人，在狼望山以北图一时痛快吗？认为不一劳就不能永逸，不暂时花费就不能长久安宁，所以忍受百万军队去摧折饿虎之口，运出府库的财物去填满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。到本始初年，匈奴有叛逆之心，想劫掠乌孙，侵犯公主，于是出动五位将军率领十五万骑兵攻击他们，当时很少有所俘获，只是奋扬威武，表明汉军如雷如风罢了！虽然空行空返，尚且诛杀了两位将军，所以北狄不降服，中国不能高枕安寝。到了元康、神爵年间，教化神明，大恩广布，而匈奴内部混乱，五位单于争立，日逐王、呼韩邪单于率国归降，匍匐称臣，然而尚且笼络他们，计策不专断控制。从此以后，想朝见的不拒绝，不想来的不强迫。为什么呢？外国人生性凶狠，体格魁梧健壮，依恃武力，凭仗气势，难以用善道感化，容易用恶行放纵，他们强盛时难以屈服，和好时难以得到。所以未降服时，劳师远征，倾尽国家财力，伏尸流血，攻破坚城、攻克敌人，是那样的艰难；已经降服之后，安抚慰问，交往馈赠，威仪周旋，是如此的完备。以往曾经攻破大宛的城池，踏平乌桓的营垒，攻取姑缯的壁垒，扫荡荡姐的牧场，砍倒朝鲜的旗帜，拔掉两越的军旗，近的不超过十天一月的战役，远的不超过两个季度的劳苦，本来已经犁平他们的庭院，扫荡他们的乡里，设置郡县，如云散席卷，之后没有余灾。只有北狄不是这样，真是中国的强敌，三边与之相比都差得远；前代非常重视他们，不可轻视。

“现在单于归附大义，怀着诚恳之心，想离开他的王庭，前来谒见，这是上世遗留的计策，神灵所向往的，国家即使耗费钱财，也是不得已的事。为什么用‘来厌人’的言辞拒绝，用没有日期的约定疏远，消除往日的恩德，开启将来的嫌隙？如果怀疑而制造嫌隙，使他们心怀怨恨，背弃先前的话，依照往日的言辞，将怨恨归于汉朝，因而自我断绝，最终没有归顺之心，威吓不行，劝说不能，怎能不成为大忧患呢！明智的人能看见无形之物，聪慧的人能听见无声之音，确实在事情发生之前预作防范，那么兵器不用而忧患不生。不然，一旦产生嫌隙之后，即使智者在内劳心，辩士在外奔波，也不如没有发生时的情形。况且以往图谋西域，制服车师，设置城郭都护、三十六国，每年耗费数以万计的费用，难道是因为康居、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来侵犯西边吗？是为了制服匈奴啊。百年劳苦，一旦失去，花费十分却吝惜一分，我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。希望陛下在未乱、未战之时稍加留意，以遏制边境萌生的祸患！”

奏书呈上，天子醒悟了，召回匈奴使者，改写给单于的回信并答应了他。赐给扬雄帛五十匹、黄金十斤。单于还没出发，恰逢生病，又派使者请求明年朝见；皇上答应了。

董贤显贵得宠日益隆盛，丁氏、傅氏忌妒他的得宠，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想求得位居辅政。恰逢单于因病未朝见，息夫躬于是上奏，认为：“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，后来以生病为托辞，怀疑有其他变故。乌孙两位昆弥弱小，卑爰疐强盛，向东勾结单于，派儿子去侍奉，恐怕他们合势并吞乌孙；乌孙被并吞，那么匈奴强盛而西域危险了。可以让投降的胡人假扮成卑爰疐的使者来上书，想借天子之威告诉单于归还臣服的侍子，于是下达他们的奏章，让匈奴客听到；这就是所谓的‘上等兵谋略是挫败敌人的计谋，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’。”奏书呈上，皇上召见息夫躬，召集公卿、将军大议。左将军公孙禄认为：“中国常用威信怀柔安抚夷狄，息夫躬想用欺诈逆诈，进献不忠诚的谋略，不可答应。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，保守边塞称藩。现在单于因疾病不能胜任奉行朝贺，派使者亲自陈述，不失臣子之礼。我公孙禄自保终身不见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！”息夫躬反驳公孙禄说：“我为国家考虑，希望预先谋划将要发生的事，预先图谋未成形的事，为万世考虑。而公孙禄想凭他的犬马年龄担保所见之事。我与公孙禄意见不同，不可同日而语！”皇上说：“好！”于是让群臣退下，独自与息夫躬商议。息夫躬趁机建议：“灾异屡次出现，恐怕一定有非常的变故，可以派大将军巡视边防军队，整饬武备，斩杀一位郡守来树立威严，震慑四方夷狄，借此来厌胜应对变异。”皇上认为对，以此询问丞相王嘉，王嘉回答说：“我听说动员民众要靠行动而不是言辞，顺应上天要靠实际而不是文饰。下层民众尚且不可欺骗，何况上天神明怎么可以欺骗呢！上天显示变异，是用来告诫警示人君，想让他觉悟而回归正道，推诚行善，民心悦服而天意得遂了！辩士看到一端，有时妄自用私意附会星象历法，凭空编造匈奴、乌孙、西羌的祸难，图谋动用干戈，设下权变之计，这不是顺应天道的做法。郡守、国相有罪，驾车疾驰到朝廷，交臂就死，恐惧如此，而谈说之人想动摇安定的局面使之危险，辩口快耳，其实不可听从。议论政事的人，苦于谄谀、倾险、辩惠、刻深。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、蹇叔的话，因而使军队失败，他悔过自责，痛恨误事之臣，思念老臣之言，名声流传后世。希望陛下观览古代戒训，反复参考，不要以先入之言为主！”皇上不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