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紀五

资治通鉴 第073卷

【魏纪五】 起旃蒙单阏（乙卯年），尽强圉大荒落（丁巳年），共三年。

春季，正月，戊子日，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。

丁巳日，皇太后郭氏去世。皇帝多次向太后询问甄后死亡的情况，因此太后忧虑而死。

汉国的杨仪在杀死魏延后，自认为立有大功，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掌朝政；但诸葛亮平生暗中指示，认为杨仪心胸狭窄急躁，意在让蒋琬接任。杨仪回到成都，被任命为中军师，没有实际统领的职务，只是悠闲度日而已。起初，杨仪在昭烈帝（刘备）手下任尚书，蒋琬当时是尚书郎。后来虽然两人都担任丞相参军、长史，但杨仪每次随行出征，承担最繁重的任务；他自认为资历比蒋琬深，才能超过蒋琬，于是怨恨愤怒表现在言辞神色上，叹息之声发自内心，当时的人畏惧他言语不加节制，没有人敢接近他。只有后军师费祎前去慰问，杨仪对费祎发泄怨恨，前前后后说了很多话。又对费祎说：「当初丞相去世的时候，我如果率领全军投靠魏国，哪会落到今天这样落魄的地步！真让人追悔，再也来不及了！」费祎秘密上报了这些话。汉国后主（刘禅）将杨仪废为平民，流放到汉嘉郡。杨仪到了流放地，又上书诽谤，言辞激烈尖刻。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杨仪，杨仪自杀。

三月，庚寅日，安葬文德皇后（郭太后）。

夏季，四月，汉国后主任命蒋琬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；费祎代替蒋琬为尚书令。

皇帝（曹叡）喜好土木工程，已经建了许昌宫，又修建洛阳宫，建造昭阳殿和太极殿，修筑总章观，高十余丈。劳役不断，农桑生产停滞。司空陈群上奏说：「从前大禹继承唐尧、虞舜的盛世，尚且居室简陋、衣著朴素。何况现在经过战乱，人口极少，比起汉文帝、汉景帝时期，不过相当于一个大郡。加上边境有战事，将士劳苦，如果发生水旱灾害，那将是国家的深重忧患。从前刘备从成都到白水，沿途修建许多驿站，耗费人力，太祖（曹操）知道这是劳民伤财。如今中原劳役繁重，也正是吴国、蜀国所希望的。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，希望陛下深思！」皇帝回答说：「帝王大业和宫殿建设，也应该同时进行。消灭敌国之后，只要撤除守备就行了，难道还要再兴建劳役吗？这本来就是国君的职责，是萧何的宏大谋略。」陈群说：「从前汉高祖只和项羽争夺天下，项羽消灭后，宫室被烧毁，因此萧何修建武库、太仓，都是紧急需要的事，但高祖仍然责备其过于壮丽。如今吴、蜀两个敌国尚未平定，确实不应该与古代相同。人们想做的事，没有找不到理由的，何况是天子，没有人敢违抗。之前想拆毁武库，就说不可不拆；后来想设置，又说不可不设。如果一定要建造，本来就不是臣下几句话能改变的；如果稍微留意，果断改变主意，也不是臣下所能做到的。汉明帝想修建德阳殿，钟离意劝谏，明帝就听从了他的话，后来还是重新修建；殿建成后，明帝对群臣说：『钟离尚书在，就建不成这座殿了。』帝王难道会害怕一个臣子吗？实际上是为百姓著想。如今臣下连稍微阻止圣德都做不到，比钟离意差远了。」皇帝于是为此稍有减省。

皇帝沉溺于内宠，嫔妃的俸禄等级比照百官的人数，从贵人以下到宫中洒扫的宫女，共有几千人，挑选知书识字、可以信任的女子六人，任命为女尚书，让她们处理尚书省上奏的事务，决定是否可行。廷尉高柔上奏说：「从前汉文帝珍惜十户人家的资财，不修建小小的台榭娱乐；霍去病忧虑匈奴的祸患，无暇顾及修建府第的事。何况现在所耗费的不只是百金的费用，所忧虑的不只是北狄的祸患！可以大致完成现有营建的建筑，用来满足朝廷宴会的礼仪，然后停止劳役，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；等到吴、蜀两方平定后，再慢慢兴建。《周礼》规定：天子的后妃以下共一百二十人，嫔妃的礼仪已经很盛大了。我私下听说后宫的人数，有时超过这个数目，圣嗣不昌盛，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。我愚昧地认为可以精选淑女以充实内官定额，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，这样既能养育精神，又能以专一宁静为贵。如此，那么《螽斯》所象征的子孙众多就可以实现了。」皇帝回复说：「你直言进谏，其他意见也请再上报。」当时狩猎法规严厉，杀死禁地鹿的人处死，财产没收，能告发的人，给予丰厚赏赐。高柔又上奏说：「近年以来，百姓供应各种劳役，亲自耕种的人已经减少；加上近来又有狩猎禁令，群鹿横行，残害庄稼，处处为害，损失不可计量，百姓虽然设置障碍，但无力抵御。甚至像荥阳附近，方圆数百里，每年几乎没有收成。现在天下生养生息的人很少，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却很多，突然发生战争或灾荒，将无法应对。希望陛下放宽禁令，允许民间捕鹿，然后废除禁令，那么百姓永远受益，没有人不高兴了。」

皇帝又想铲平北芒山，在上面修建台观，以便望见孟津。卫尉辛毗劝谏说：「天地的本性，是高的让它高，低的让它低。现在违反这个规律，既不合道理；加上耗费人力，百姓不堪忍受。况且如果九河泛滥，洪水为害，而丘陵都被夷平，将用什么来抵御！」皇帝于是停止。

少府杨阜上奏说：「陛下继承武皇帝（曹操）开拓的大业，坚守文皇帝（曹丕）完成的根本，实在应该思考效法古代圣贤的善政，全面观察末世放纵的恶政。从前如果桓帝、灵帝不废弃高祖的法度、文帝景帝的恭俭，太祖虽然有神武之才，又能施展到哪里去，而陛下又怎能处在这样尊贵的地位！如今吴、蜀未平定，军队在外，所有修缮工程，希望陛下务必节约。」皇帝下诏褒奖答复。杨阜又上奏说：「尧崇尚茅草屋而万国安居，禹居室简陋而天下乐业。到了殷商、周朝，有的宫室台阶高三尺，面积以九筵为度。夏桀修建璇室象廊，商纣修建倾宫鹿台，因此丧失国家；楚灵王因修建章华台而自身遭祸；秦始皇修建阿房宫，二世而亡。不考虑万民的力量，只满足耳目欲望，没有不灭亡的。陛下应当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为榜样，以夏桀、商纣、楚灵王、秦始皇为深刻警戒，却自图安逸，只装饰宫台，必定会有颠覆危亡的祸患。国君是元首，臣子是股肱，存亡一体，得失相同。臣虽然驽钝胆怯，怎敢忘记诤臣的职责！言辞不恳切，不足以感动觉悟陛下。陛下不采纳臣的话，恐怕皇祖、烈考的基业将坠落于地。如果臣死能对国家有万分之一的补益，那么死的那天就如同活著的一年。谨此准备棺材沐浴，伏地等待重罚！」奏章呈上，皇帝被他的忠言感动，亲笔写诏书答复。皇帝曾经穿著便服，披著浅绿色半袖衣。杨阜问皇帝说：「这在礼法上是哪种服制？」皇帝沉默不回答。从此以后不穿正式礼服就不见杨阜。杨阜又上奏想裁减宫中不曾被皇帝宠幸的宫女，于是召见御府官吏询问后宫人数。官吏遵守旧令，回答说：「宫中机密，不能泄露！」杨阜发怒，杖责官吏一百下，斥责说：「国家不与九卿保密，反而与小吏保密吗！」皇帝更加敬畏他。

散骑常侍蒋济上奏说：「从前句践鼓励生育以备用，燕昭王体恤病患以报仇，因此能以弱小的燕国征服强大的齐国，疲弱的越国消灭强劲的吴国。如今两个敌人强盛，如果当代不能消灭，将是百代的责任。以陛下的圣明神武谋略，放下那些不急的事，专心讨伐敌人，我认为没有什么困难。」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奏说：「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百姓说：『水能承载船，也能倾覆船。』颜渊说：『东野子驾车，马的力量用尽了，还要求它前进不止，恐怕要失败了。』如今劳役辛苦，男女分离旷废，希望陛下深刻考察东野子的失败，留意舟水的比喻，在马力未尽时让奔驰的马停下来，在百姓未困乏时节省劳役。从前汉朝拥有天下，到孝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，而贾谊忧虑说：『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在上面，却说是安全。』如今敌寇未灭，猛将拥兵，约束他们则无法应敌，放任他们则难以留给后代，在盛世之时，不致力于消除祸患，如果子孙不争气，将是国家的忧患。如果贾谊复生，一定会比当时更加痛切。」皇帝都不听从。

殿中监督劳役，擅自逮捕兰台令史，右仆射卫臻上奏追究此事。皇帝下诏说：「宫殿没有建成，是我留心的事，你追究他，为什么？」卫臻说：「古代制度有防止官员越权的法令，不是厌恶他们勤于职事，实在是因为所得到的好处小，而所破坏的影响大。我每次考察这类事情，大都如此，如果又放纵他们，恐怕各部门将逐渐超越职权，以至于败坏。」

尚书涿郡人孙礼坚持请求停止劳役，皇帝下诏说："诚恳采纳正直的言论。"随即催促遣散民夫；监督工程的官员又上奏请求再留一个月，以便完工。孙礼直接前往工地，不再重新上奏，声称奉诏遣散民夫，皇帝认为他的心意奇特而不加责备。皇帝虽然不能完全采纳群臣直言劝谏的话，但都宽容地对待他们。

秋季，七月，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。皇帝问侍中兼太史令泰山人高堂隆说："这是什么灾祸？在礼制上难道有祈祷消灾的意义吗？"回答说："《易经·传》说：'君主不节俭，臣下不节制，孽火就会烧毁他的房屋。'又说：'君主高筑楼台，天火就会造成灾害。'这是因为君主致力于装饰宫室，不知道百姓已经穷困空竭，所以上天用旱灾来回应，大火从高殿上燃起。"皇帝下诏问高堂隆："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台发生火灾，于是大建宫殿来压制它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"回答说："那是夷越的巫术所做的，不是圣贤的明确训示。《五行志》说：'柏梁台火灾之后，发生了江充的巫蛊事件。'按照《志》上的说法，越巫建造建章宫并没有起到镇压的作用。现在应该停止并遣散民役。宫室的规模，务必力求节俭，清扫火灾发生的地方，不敢在那里有所建造，那么萐莆、嘉禾一定会生长在那里。如果耗尽民力，耗尽民财，就不是招致祥瑞和安抚远方之人的办法了。"

八月，庚午日，立皇子曹芳为齐王，曹询为秦王。皇帝没有儿子，收养这两个王子为子，宫中事务保密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。有人说：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。

丁巳日，皇帝回到洛阳。

下诏重新修建崇华殿，改名为九龙殿。打通引水渠道，将谷水引过九龙殿前，建造玉井和雕花栏杆，蟾蜍口中含水，神龙口中吐出。让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指南车，以及用水力转动的百戏模型。陵霄阙刚开始建造，有喜鹊在它上面筑巢，皇帝拿这件事问高堂隆，回答说："《诗经》说：'喜鹊有巢，斑鸠来居住。'现在兴建宫室，建造陵霄阙，而喜鹊在上面筑巢，这是宫殿未建成而自身不能居住的征兆。大意是说：'宫室还未建成，将有别姓的人来控制它。'这是上天的告诫。天道没有亲疏，只给予善人，太戊、武丁看到灾祸而恐惧，所以上天降下福祉。现在如果停止所有劳役，增修德政，那么三王可以变为四王，五帝可以变为六帝，岂止是商朝的君主转祸为福而已！"皇帝听了为之动容。皇帝性格严厉急躁，那些监督修建宫室有延误期限的人，皇帝亲自召来询问，话还在嘴里，人头已经落地。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疏说："现在宫室还没有建成，正在施工的有三四万人。九龙殿可以安顿圣体，内部足以排列六宫；只有太极殿前面的工程，规模还很大。希望陛下选取常领俸禄的士人，不是紧急需要的人，挑选其中的壮丁，选择留用一万人，让他们一年一轮换。他们都知道休息替换有期限，就没有不高兴地投入工作，劳苦而没有怨言了。计算一下，一年有三百六十万个工日，也不算少了。本应一年完成的，允许暂且用三年时间，分散遣送其余的人，让他们都去务农，这是无穷无尽的计策。对人民守信，是国家的重要宝物。之前车驾要前往洛阳，征发百姓建造营地，有关部门命令营地建成就停止；建成之后，又贪图他们的劳力，不按时遣散。有关部门只经营眼前的利益，不顾及治理国家的根本。我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，倘若再征发百姓，应该明确下达命令，让他们一定按期结束，按次序安排事情，宁可重新征发，也不要失信。凡是陛下临时下令处决的，都是有罪的官吏、应当处死的人；然而百姓不知道，认为是仓促行事。所以希望陛下将这些人交给官吏，公开他们的罪行，同样处死，不要让他们玷污宫廷而被远近的人怀疑。况且人命最重，难以再生而容易杀死，一旦气绝就不能接续，因此圣贤重视它。从前汉文帝想杀冲撞车驾的人，廷尉张释之说：'当时，皇上派人杀掉他就罢了，现在交给廷尉，廷尉是天下公平的执法者，不能偏颇。'我认为这话大大失去了它的本义，不是忠臣应该陈述的。廷尉是天子下面的官吏，尚且不能失去公平，而天子本身反而可以迷惑谬误吗！这是重视为自己考虑而轻视为君主考虑，不忠到了极点，不可不明察！"

中山恭王曹衮病重，命令下属说："男子不死在妇人手里，赶紧按时建造东堂。"东堂建成，他抱病前往居住。又命令世子说："你年幼就成为君主，只知道快乐不知道痛苦，一定会因为骄纵奢侈而犯错。兄弟有不好的行为，应当跪在膝前劝谏他，劝谏不听，流着泪开导他，开导不改，就禀告他的母亲，还是不改，应当上奏朝廷，并辞去封国。与其守着恩宠而招祸，不如贫贱而保全自身。这也是指大的罪恶罢了，那些微小的过失和细故，应当替他掩盖。"冬季，十月，己酉日，曹衮去世。

十一月，丁酉日，皇帝出行前往许昌。

这一年，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。从此部落离散，互相侵伐，强大的逃到远方，弱小的请求归服，边境于是安定。

张掖郡柳谷口水暴涨涌出，有宝石背负图案，形状像灵龟，立在河川西边，有七匹石马以及凤凰、麒麟、白虎、牺牲牛、玉璜玉玦、八卦、星宿、彗星的形象，又有文字说"大讨曹"。诏书颁布天下，认为是祥瑞。任县县令于绰连续拿这件事去问巨鹿人张□，张□私下对于绰说："神灵用来预知未来，不追念过去，祥兆预先显现，然后废兴随之而来。现在汉朝早已灭亡，魏朝已经得到天下，还追念什么兴起祥兆呢！这块石头，是当今的变异而将来的符瑞。"

皇帝派人用马匹到吴国换取珍珠、翡翠、玳瑁，吴主说："这些都是我不需要的，却可以用来换得马匹，我有什么吝惜的呢。"都给了他们。

春季，吴国人铸造大钱，一枚当五百钱。

三月，吴国张昭去世，享年八十一岁。张昭容貌端庄严肃，有威风，吴主以下，全国都敬畏他。

夏季，四月，汉主到达湔县，登上观阪，观看汶水的流势，十天后返回。

武都氐王符健请求归降汉国；他的弟弟不服从，率领四百户前来投降。

五月，乙卯日，乐平定侯董昭去世。

冬季，十月，己卯日，皇帝回到洛阳宫。

甲申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附近，又在东方出现。高堂隆上疏说："凡是帝王迁都建立城邑，都先确定天地、社稷的神位，恭敬地侍奉它们。将要营建宫室，那么宗庙为先，马厩仓库其次，居室最后。现在圜丘、方泽、南北郊祀、明堂、社稷的神位没有确定，宗庙的制度又不合礼制，却崇尚装饰居室，士人和百姓失去本业，外面的人都'说'宫中的费用与军队国家的费用大致相等'，百姓不堪忍受命令，都有怨恨愤怒。《尚书》说：'上天的视听来自百姓的视听，上天的明威来自百姓的明威。'这是说上天的赏罚，随从百姓的言论，顺应百姓的心意。用柞木做椽子、低矮的宫室，是唐尧、虞舜、大禹用来流传皇风的做法；玉台、琼室，是夏桀、商纣用来冒犯上天的做法。现在宫室过于盛大，天上的彗星明显昭著，这是慈父恳切的训诫。应当尊崇孝子恭敬畏惧的礼节，不应有所疏忽，以加重上天的愤怒。"高堂隆多次恳切劝谏，皇帝很不高兴。侍中卢毓进言说："我听说君主圣明那么臣下就正直，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，这正是我们比不上高堂隆的原因。"皇帝于是消气。卢毓是卢植的儿子。

十二月，癸巳日，颖阴靖侯陈群去世。陈群前后多次陈述得失，每次上密封奏章，就销毁草稿，当时的人以及他的子弟没有人能知道。议论的人有的讥讽陈群身居官位拱手沉默；正始年间，下诏编辑群臣的上书作为《名臣奏议》，朝廷官员才看到陈群劝谏的事迹，都叹息不已。

袁子评论说：有人说："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！看到君主的过错就勃然冒犯，和人说话没有不提及的。"回答说："仁者爱人，施予君主叫做忠，施予亲人叫做孝。现在作为臣子，看到君主失去正道，直接诋毁他的过错并宣扬他的恶行，可以称为正直之士，不能算是忠臣。已故的司空陈群却不是这样，终日谈论，不曾说君主的过错；上书数十次，外人不知道。君子认为陈群在这件事上是长者了。"

乙未日，皇帝出行前往许昌。

诏令公卿各举荐才德兼备者一人，司马懿举荐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。王昶为人谨慎厚道，给他兄长的儿子取名为王默、王沈，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王浑、王深，写信告诫他们说：「我用这四个字作为你们的名字，是想让你们看到名字就想到含义，不敢违背逾越。事物成长得快就容易消亡，成就得晚才能善终，早晨开花的草，傍晚就凋零了，松柏的茂盛，严寒也不衰败，因此君子在阙党（孔子家乡）有所警戒。能够把屈辱当作伸张，把谦让当作获得，把柔弱当作刚强，这样很少有不成功的。毁谤和赞誉，是喜爱和厌恶的根源，也是祸福的关键。孔子说：『我对别人，毁谤了谁？赞誉了谁？』以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，何况是平庸之辈而轻易毁谤赞誉别人呢！如果有人毁谤自己，应当退一步反省自身。如果自己有可被毁谤的行为，那么对方的话就是恰当的；如果自己没有可被毁谤的行为，那么对方的话就是虚妄的。恰当的话就不必怨恨对方，虚妄的话对自身也没有伤害，又何必去报复呢！谚语说：『救寒不如厚皮袄，止谤不如修养自身。』这话确实可信！」

春季，正月，壬辰日，山茌县报告说出现黄龙。高堂隆认为：「魏朝得到土德，所以祥瑞是黄龙出现，应该更改历法，变换服饰颜色，以显明朝廷政教，改变百姓的视听。」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三月，下诏改元，以这个月为孟夏四月，服饰颜色崇尚黄色，祭祀用的牺牲用白色，这是顺应地正（以建丑之月为正月）。将《太和历》改名为《景初历》。

五月，己巳日，明帝返回洛阳。

己丑日，大赦天下。

六月，戊申日，京都发生地震。

己亥日，任命尚书令陈矫为司徒，左仆射卫臻为司空。

有关官员上奏，请求尊奉武皇帝（曹操）为魏太祖，文皇帝（曹丕）为魏高祖，明帝（曹叡）为魏烈祖；这三祖的宗庙，万世不毁。

孙盛评论说：谥号是用来标榜行为的，宗庙是用来保存容貌的。没有哪个人在世时就预先制定祖宗的称号，还没去世就预先尊崇显耀自己。魏朝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失去了正道。

秋季，七月，丁卯日，东乡贞侯陈矫去世。

公孙渊多次对国内宾客说出恶言，明帝想要讨伐他，任命荆州刺史河东人毌丘俭为幽州刺史。毌丘俭上奏说：「陛下即位以来，没有可记载的功绩。吴国、蜀国凭借险要，不能很快平定，不妨用这方的闲散士兵去攻克辽东。」光禄大夫卫臻说：「毌丘俭所说的都是战国时代的小计谋，不是帝王该做的事。吴国连年出兵，侵犯边境，但我们仍然按兵不动养精蓄锐，没有最终讨伐他们，确实是因为百姓疲劳的缘故。公孙渊生长在海外，三代相承，对外安抚戎夷，对内修习战射，而毌丘俭想用偏师长驱直入，早晨到达晚上席卷，我知道这是不切实际的。」明帝不听，派毌丘俭率领各路军队以及鲜卑、乌桓驻扎在辽东的南边界，用诏书征召公孙渊。公孙渊先发兵造反，在辽隧迎战毌丘俭。恰逢天连续下雨十多天，辽水暴涨，毌丘俭与之交战不利，率军撤回右北平。公孙渊于是自立为燕王，改年号为绍汉，设置百官，派使者授予鲜卑单于印玺，封拜边境百姓，引诱招来鲜卑侵扰北方。

汉国张皇后去世。

九月，冀州、兖州、徐州、豫州发生大水灾。

西平人郭夫人受到明帝宠爱，毛皇后失宠。明帝游览后园，设宴饮乐极其快乐。郭夫人请求邀请毛皇后，明帝不允许，并禁止左右侍从不得宣扬。毛皇后后来知道了，第二天对明帝说：「昨天在北园游宴，快乐吗？」明帝认为左右侍从泄露了消息，杀掉了十多个人。庚辰日，赐毛皇后死，但仍加谥号为悼。癸丑日，安葬在愍陵。将她的弟弟毛曾升迁为散骑常侍。

冬季，十月，明帝采纳高堂隆的建议，在洛阳南面委杰山营建圆丘，下诏说：「当初汉朝初年，承继秦朝灭绝学术之后，采集残缺的文献，以完备郊祀礼仪，四百多年来，废除了禘礼。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，如今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，以始祖虞舜配享；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，以舜妃伊氏配享；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，以武帝配享；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祇，以武宣皇后配享。」

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人向吴国请求派兵，想要开城门做内应。吴主派卫将军全琮督率前将军朱桓等赶往那里，到达后，事情败露，吴军撤回。

诸葛恪到达丹杨，发文书给四部所属各县的长吏，命令各自保卫自己的疆界，明确设立部队编制；那些归顺的平民，全部命令他们聚居。于是向内调遣诸将，在险要之处布兵，只修缮篱笆，不与交战，等他们的庄稼快要成熟时，就放兵割取，使他们没有遗留的种子。旧谷已经吃尽，新谷又收不到，平民又聚居一处，几乎没有收入。于是山民饥饿困窘，渐渐出来投降。诸葛恪又下令说：「山民离开恶行归顺教化，都应当安抚慰问，迁出到外县，不得猜疑，有所拘禁！」臼阳长胡伉俘获了投降的百姓周遗，周遗原来是恶民，被逼迫暂时出来投降，胡伉将他捆绑起来押送到官府。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教令，于是斩杀胡伉示众。百姓听说胡伉因拘捕投降的人而被杀，知道官府只想让百姓出来而已，于是老幼相互扶持著出来，一年之内的人数，都符合原本的规划。诸葛恪自己率领一万人，其余分给诸将。吴主嘉奖他的功劳，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，封都乡侯，调驻庐江皖口。

这一年，从长安迁移钟虡、骆驼、铜人、承露盘到洛阳。承露盘折断，声音传出几十里。铜人太重，无法运到，留在霸城。大量徵调铜铸造两个铜人，号称翁仲，排列放置在司马门外。又铸造黄龙、凤凰各一个，龙高四丈，凤高三丈多，放在内殿前。在芳林园西北角堆筑土山，命令公卿百官都背土，在山上种植松树、竹子、杂木、好草，捕捉山中的飞禽走兽放到里面。司徒军议掾董寻上奏疏劝谏说：「我听说古代的直言之士，对国家尽言不讳，不怕死亡，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、商纣，刘辅把赵皇后比作奴婢。上天产生忠直之人，即使面对利刃沸水，也勇往直前不顾惜生命，这实在是为当代君主爱惜天下啊！建安以来，野战死亡的人很多，有的全家死绝，即使有活著的，也是遗孤老弱。如果现在宫室狭小，应当扩大，也应该顺应时节，不妨碍农务，何况是建造这些无用的东西！黄龙、凤凰、九龙、承露盘，这些都是圣明之君所不兴建的，它们的用工比宫殿多三倍。陛下既然尊重群臣，用冠冕使他们显贵，用华美的刺绣给他们披上，用华丽的车子载他们，这是用来区别于小人的；但却让他们凿穴背土，面目肮脏，沾湿身体涂污双脚，衣冠破烂不堪，损害国家的光采来崇尚无用之物，这实在是不对的。孔子说：『君主任用臣子要合乎礼仪，臣子事奉君主应尽忠诚。』没有忠诚没有礼仪，国家靠什么立足！我知道话说出来必然会死，但我把自己比作牛身上的一根毛，活著既然没有益处，死了又有什么损失！我握笔流泪，心意已与人世告辞。我有八个儿子，我死之后，就拖累陛下了！」准备上奏时，沐浴更衣等待命令。明帝说：「董寻不怕死吗！」主管官员奏请拘捕董寻，明帝下诏不予追究。

高堂隆上奏疏说：“如今的小人，喜欢谈论秦朝、汉朝的奢侈靡费来动摇陛下的圣心；他们搜求亡国君主不合礼度的器物，劳役耗费，损伤德政。这不是用来振兴礼乐和谐、保全神明福祉的办法。”明帝不听从。高堂隆又上书说：“过去洪水滔天二十二载，尧、舜也只是君臣南面而坐。如今没有那时那样急迫的情况，却让公卿大夫与奴仆一同服劳役，传到四方夷狄耳中，不是好名声；记载在史册上，也不是美名。如今吴、蜀两个贼寇，不只是占据空地的小股虏贼、聚集城邑的盗寇，而是僭越名号自称皇帝，想要与中原争胜。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说：‘孙权、刘禅都在修明德政，减轻租税赋敛，遇事咨询耆老贤人，行事遵循礼法制度。’陛下听了，难道不会警惕厌恶他们这样，认为难以很快讨伐消灭而成为国家的忧患吗！如果报告的人说：‘那两个贼寇都施行无道，崇尚奢侈没有节制，役使士民，加重赋敛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哀叹日益严重。’陛下听了，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惫凋敝而觉得攻取他们不难吗！如果这样，就可以换位思考，事理的数目也就不远了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亡国，然后才亡国；贤圣的君主自以为会亡国，然后才不亡国。如今天下凋敝，百姓没有一石半斗的储备，国家没有一整年的积蓄，外有强敌，六军暴露在边境，内部大兴土木，州郡骚动不安，如果有敌寇警报，那么我担心那些筑城的役夫不能为国家拼死效命于敌庭了。还有，将领官吏的俸禄，逐渐被削减，与过去相比，只有五分之一；那些退休的人又断绝了俸禄赏赐；本不应缴纳赋税的人如今也要出一半；这样官府的收入比以前多，支出却比以前少。然而度支经费，反而常常不足，连牛肉这样的小赋税，也前后接连征收。反过来推究，所有这些费用，一定有其去处。而且俸禄赏赐的谷物布帛，是君主用来惠养官吏百姓，掌握他们命运的东西，如果如今废弃，就是夺走他们的性命了。已经得到了又失去，这是滋生怨恨的根源。”明帝看了，对中书监、中书令说：“看了高堂隆这道奏疏，让我感到恐惧啊！”

尚书卫觊上奏疏说：“如今议论的人大多喜欢悦耳的话：他们谈论政治，就把陛下比作尧、舜；他们谈论征伐，就把两个敌虏比作狸猫老鼠。我认为不是这样。四海之内，分裂成三个国家，群臣士人各自效力，各为其主，这与六国分治没有什么不同。如今千里之内没有炊烟，遗留下来的百姓困苦不堪。陛下不善于留心，将会导致凋敝，难以再复兴。武皇帝（曹操）的时候，后宫吃饭不过一种肉，穿衣不用锦绣，坐卧的席子没有边饰，器物没有丹漆，因此能够平定天下，把福泽留给子孙，这些都是陛下所看到的。当今的急务，应该君臣上下，核算府库，量入为出，尚且恐怕不够；而工程劳役不停，奢侈靡费日益崇尚，国库日益枯竭。过去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，认为应当得到云端的露水来和着玉屑吃，所以设立仙人掌来承接高处的露水；陛下圣明，常常讥笑他。汉武帝有所求于露水尚且被讥笑，陛下无所求于露水却白白设置它，对喜好没有益处而浪费功夫，这确实都是陛下圣虑所应当裁断节制的。”

当时有诏令，登记并夺回士人的女儿中那些已经嫁给吏民为妻的，还给士人，允许用活口（奴婢）自行赎买，又挑选其中有姿色的送入后宫。太子舍人、沛国人张茂上书劝谏说：“陛下是天之子，百姓吏民也是陛下的子民；如今夺走那个给这个，与夺走哥哥的妻子给弟弟没有区别，对父母的恩情偏颇了。还有，诏书允许用年龄、容貌与妻子相当的活口代替自己，所以富人就倾家荡产，穷人则借贷赊欠，高价买活口来赎自己的妻子。县官名义上是配给士人，实际上却送入后宫，那些丑陋的才给士人。得到妻子的未必高兴，而失去妻子的必定有忧愁，有的穷困，有的愁苦，都不得志。君主拥有天下却不能得到万民的欢心，很少有不危险的。况且军队在外有数十万人，一天的费用不止千金，拿天下的财物来供应这场劳役，尚且不够，何况还有宫庭中那些非编制内的女子。椒房（皇后）母后之家，赏赐随意给予，内外互相引荐，费用相当于军队的一半。过去汉武帝挖地成海，堆土成山，依赖那时天下统一，没有人敢与他争锋罢了。自从衰乱以来，四五十年，马不卸鞍，兵不卸甲，强敌在边疆，图谋危害魏室。陛下不战战兢兢，想着崇尚节约，却反而追求奢侈靡费，中尚方制作玩赏之物，后园建造承露盘，这确实能让耳目愉悦，但也足以助长敌寇的野心了！可惜啊，舍弃尧、舜的节俭而做汉武帝那样奢侈的事，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。”明帝不听从。

高堂隆病重，口述上疏说：“曾子有句话说：‘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’我卧病在床，病情有增无减，常常恐怕突然去世，忠诚不能显明；我的赤诚之心，希望陛下稍加省察！我看夏、商、周三代拥有天下，圣贤相承，历经数百年，一尺土地没有不是他们拥有的，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们的臣子。然而夏桀、商纣之类，放纵心意，极尽欲望，皇天震怒，宗庙国家变成废墟，商纣被斩首挂在白旗上，夏桀被流放到鸣条，天子的尊位，被商汤、周武王拥有。难道他们是别的人吗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代啊。黄初年间，上天显示警戒，怪异的鸟类在燕巢中养育，嘴、爪、胸都是红色，这是魏室的大异象。应该防范如鹰扬般的猛臣在萧墙之内。可以选拔各王，让他们治理封国、统领军队，像棋子一样布置，镇守安抚皇畿，辅翼光大帝室。皇天没有亲疏，只辅佐有德的人。百姓歌颂德政，就会延长国祚；下面有怨恨叹息，就会停止授命而传给有才能的人。由此看来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只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！”明帝亲手写诏书深切慰劳他。不久高堂隆去世。

陈寿评论说：高堂隆学业修明，志在匡正君主，借灾变陈述劝诫，发自恳切真诚，真是忠臣啊！至于他一定要改正朔，使魏朝以虞舜为始祖，这大概是所谓意思超过了通达吧！

明帝非常痛恨浮华之人，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：“选拔举荐不要取有名声的人，名声如同在地上画饼，不能吃。”卢毓回答说：“名声不足以招致奇异的人，但可以得到平常的士人：平常的士人敬畏教化、仰慕善行，然后才有名声，这不是应当痛恨的。愚臣既不足以识别奇异的人，又主管者正是以循名责实、按常规办事为职责，只应当有办法来验证他以后的作为罢了。古代陈奏言论，用功绩来考核；如今考核政绩的法度废弃了，而用毁谤赞誉来进退，所以真假混杂，虚实相蒙。”明帝采纳了他的话。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核法。刘邵制作了《都官考课法》七十二条，又写了《说略》一篇，下诏交给百官讨论。

司隶校尉崔林说：“考察《周官》的考核制度，其中的条文已经相当完备了。但从周康王以后，就逐渐衰败了，这说明考核制度能否发挥作用，关键在于执行的人。到了汉朝末年，考核制度的缺失，难道仅仅在于辅佐官吏的职责不够严密吗！如今军队有时庞杂有时仓促，增减无常，本来就难以统一标准。况且，万条网目不张开，只要提起纲绳；众多毛发不整齐，只要抖动衣领。皋陶在虞舜时任职，伊尹在殷商为臣，不仁的人自然远离。如果大臣能够胜任自己的职责，成为百官的榜样，那么谁敢不严肃恭敬，哪里还用得着考核制度呢！”黄门侍郎杜恕说：“公开考核功绩，经过三次考核后决定升降，这确实是帝王盛大的制度。然而经历了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魏六代，考核功绩的办法却没有显扬；经过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七位圣人，考核测试的条文也没有流传下来。我私下认为，这是因为考核的办法可以大致依照，但其中的详细内容难以完全列举的缘故。俗话说：‘世上有作乱的人，却没有作乱的法。’如果法律可以单独依赖，那么唐尧、虞舜就不需要稷、契这样的辅佐，殷商、周朝也就不必重视伊尹、吕尚这样的助手了。如今上奏考核功绩的人，陈述周朝、汉朝的做法，缀合京房的本意，可以说是明白了考核的要领。但用这种方法来推崇谦让的风气，兴起庄敬的治理，我认为还不能达到尽善尽美。他们想要让州郡考察士人，必须通过四科（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），都要有事功实效，然后考察举荐，再试用征召到公府，担任新任职地的长官，再按功绩次序转补郡守，或者直接增加官秩、赐予爵位，这确实是考核最紧迫的事务。我认为应当显扬他们的身份，采用他们的建议，让他们制定完整的州郡考核办法，办法实施后，设立必定兑现的奖赏，施行必定执行的惩罚。至于公卿以及内廷大臣，也应当根据他们的职责进行考核。古代的三公，是坐着讨论治国之道；内廷大臣，是进谏劝善、弥补过失，没有善行不记录，没有过错不举报。况且天下极其广大，政务极其繁多，确实不是一个人所能全部照管的；所以君王如同头颅，臣子如同股肱，明白它们是一体、相互依存才能成功的道理。因此古人说：建造朝廷的木材，不是一棵树的枝条；帝王的功业，不是一位士人的谋略。由此说来，哪里有大官只守着职位、办好考核就能达到太平盛世呢！如果只求容身保位，没有放逐罢免的罪过，而尽忠公事，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，公义不修而私议成风，即使让孔子来主持考核，也不能完全发挥每个人的才能，更何况世俗之人呢！”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：“设置官职、均衡职责，清理民事、物事，这是用来立本的方法。循名责实，纠正督促已有的规章，这是用来治末的方法。根本的纲纪没有确立，却去制定末节的规程；国家的方略不崇高，却把考核放在首位，恐怕不足以区分贤愚，也不能精察幽明之理。”议论了很久没有决断，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。

臣司马光说：治理国家的关键，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；而识别人的方法，是圣贤也感到困难的。因此，如果根据毁誉来寻求人才，那么爱憎之情就会竞相出现，善恶就会混淆；如果根据功状来考核，那么巧诈之事就会横生，真假就会相互冒用。总而言之，根本在于极其公正、极其明察罢了。作为在上位的人如果极其公正、极其明察，那么下属的才能高低就会清楚地显现在眼前，无处可逃了。如果不公正不明察，那么考核的办法，恰恰会成为偏私、欺骗、蒙蔽的凭借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公正明察，是内心；功状，是外在表现。自己的内心都不能治理，却要去考核别人的外在表现，不也太难了吗！作为在上位的人，如果真能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自己的心意，不被喜怒好恶扰乱自己的志向，要想了解治理经术的士人，就看他记诵阅览是否广博，讲论是否精通，这就是善于治理经术了；要想了解治理刑狱的士人，就看他能否完全辨明真假，没有冤枉压抑，这就是善于治理刑狱了；要想了解治理财政的士人，就看他仓库是否充实，百姓是否富裕充足，这就是善于治理财政了；要想了解治理军事的士人，就看他能否战胜攻取，敌人是否畏惧服从，这就是善于治理军事了。至于百官，无不如此。虽然要咨询众人，但决断在于自己；虽然要考察外在表现，但明察在于内心。研究核实实际情况，斟酌是否恰当，极其精微，不能用口述，也不能用文字传达，怎能预先制定好法规而全部委托给有关部门呢！如果亲信显贵即使没有才能也任职，疏远卑贱即使有贤才也被遗弃；所喜欢的人即使败坏官职也不离开，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记录；咨询众人，则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；考察外在表现，则文书完备而实质缺失而不能明察。即使再制定完善的法规，增加条目，谨慎地记录簿册，又怎能得到真实情况呢！

有人说：国君治理，大的是天下，小的是一个国家，内外的官员成千上万，考察升降，怎能不委托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这件事呢？回答说：不是说这样。凡是作为上位的人，不只是国君而已。太守处在一郡之上，刺史处在一州之上，九卿处在属官之上，三公处在百官之上，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升降下属，作为国君的人也采用这种方法来考察升降公卿、刺史、太守，又哪里有什么烦劳呢！有人说：考核功绩的办法，是唐尧、虞舜所施行的，京房、刘邵阐述并完善了它，怎能废除呢？回答说：唐尧、虞舜的官员，他们任职时间长，接受任务专一，立法宽缓，要求成效长远。因此鲧治理洪水，九年没有成效，然后才治他的罪；禹治理洪水，九州统一，四方可以安居，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；不像京房、刘邵的办法，考核米盐之类的琐事，要求朝夕之间的成效。事情本来就有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，不可不明察。考核功绩的办法并非可行于唐尧、虞舜而不可行于汉朝、魏朝，而是因为京房、刘邵没有掌握根本而只追求末节的缘故。

当初，右仆射卫臻主管选举，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：“汉高祖遇到逃亡的俘虏就任命为上将军，周武王提拔渔夫为太师，平民仆役，可以登上王公之位，何必拘守成文，考试之后才任用呢！”卫臻说：“不对。你想把周武王在牧野伐纣与周成王、周康王的太平盛世等同，把汉高祖斩蛇起义与汉文帝、汉景帝的守成时期相提并论，喜好不常规的举动，开辟提拔奇才的门路，这将使天下人都奔走竞逐而起了！”卢毓评论人物和选拔官员，都是先看品性德行，然后才谈才能，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以此问卢毓，卢毓说：“才能是用来做善事的，所以大才能成就大善事，小才能成就小善事。如今称他有才能却不能做善事，这才能就不合器用！”李丰佩服他的言论。